第十二章 党争终结

宠衰之间

李忱成功继承了皇位，这个先前始终在韬光养晦中修炼自己的“光叔”，在当上皇帝后立即着手解决朝廷中突出的矛盾问题。在他看来，目前困扰朝廷以及影响决策政令的制约因素，主要是很长时间以来形成的党争问题。

李忱清楚地知道要想成功解决党争问题，整治党派魁首是关键。由于宰相李德裕在会昌年间辅佐武宗李炎在威制回鹘、废佛运动等一系列事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武宗李炎对他十分倚重。而李德裕也是承受惠恩，权势非同一般。所以李忱成功即位后，有意以李德裕为切入口去解决党争问题。

正是因为李德裕在武宗李炎时期的尊宠地位，才造成了他最终悲剧性的结局。因为会昌年间朝中大小政事，武宗李炎几乎无一例外地征询李德裕的意见，以至于达到唯李德裕之言是用的程度。可以说，因为资历的原因，李德裕当时俨然有大权独揽的倾向。

如平定泽潞之乱、反击回鹘的军事行动，基本上是由李德裕出谋划策，然后通过武宗李炎颁诏发号施令，《旧唐书•李德裕传》记载：

自开成五年冬回纥至天德，至会昌四年八月平泽潞，首尾五年，其筹机宜，选用将帅，军中书诏，奏请云合，起草指踪，皆独决于德裕，诸相无预焉。

上述记载说明了李德裕在武宗一朝具有绝对权威。正是因为武宗的绝对信任，使得他遇事极少找其他的宰相进行商议，即使偶尔召开会议讨论大政方针，最终也必须按照李德裕的意图去办，所谓开会讨论不过是走个形式。因此武宗一朝的宰相虽然名义上不是一个人，但由于李德裕的大权独揽，其他宰相班子成员全都成了陪衬。

武宗李炎让李德裕走到了政治生涯的顶峰，同样因为秉政日久，高高在上，也让李德裕养成了遇事唯我独尊的执政习惯。很多执政大臣虽然敢怒不敢言，但对李德裕的不满已经十分严重。

值得一提的是，当时朝廷的朋党之争，并未因李德裕的专权而得以缓解。李德裕充分利用自己的绝对权威大力提携本党成员，进而打击排斥牛党。如牛党成员崔铉、杜悰曾经身居相位，就是因为和李德裕分属两个水火不容的派系，最终被排挤出宰相班子，崔铉出任陕虢观察使，杜悰出任剑南东川节度使。

李德裕这样不遗余力地打击牛党，让当时的朝臣颇有怨言，认为李德裕这是在逐步毁掉朝廷。会昌五年（845年）十二月，李德裕对给事中韦弘质上疏论事的随意处置，在朝廷内引起公愤，也使得他自武宗李炎即位以来的尊贵地位第一次受到挑战。

给事中韦弘质认为，会昌年间以来，宰相之权已经严重过大，而如今宰相府又兼领盐铁、度支、户部三司事务，总掌天下财政大权，这是不合时宜的。

在李德裕看来，韦弘质的上疏不仅是针对自己，而且明显具有挑衅的味道，以李德裕当时的地位和性格来讲，是绝对不允许随便有人对自己主持下的朝政说三道四的，因此他立即上疏武宗李炎，反驳韦弘质的言论。

在奏疏中，李德裕除了表白自己尽心尽力辅佐皇帝以及列举历史上很多皇帝对于离间皇帝和宰相关系是如何处理的事例之外，还极力诋毁韦弘质的为人，说韦弘质是卑贱之人，对上亵渎明主，而且又有看轻宰相的意思。

上述这些其实都不足以引起公愤，之所以会引起公愤是他在奏疏中有这样两句话：

“伏望陛下知其邪计从朋党而来，每事明察，遏绝将来之渐，则朝廷安静，邪党自销。”

李德裕的言论等于是在说韦弘质的上疏并不是个人行为，背后隐藏着朋党攻击意图，是有人在背后唆使，韦弘质才敢如此肆无忌惮地上疏。李德裕的意思其实很明显，他将矛头对准了牛党，因为牛李党争已经存在将近50年，谁都知道能够攻击李党的肯定是牛党。

不久后，韦弘质被贬出京城，随着他的离去，朝廷内一时间激起千层浪。

李德裕看到来自官员们的舆论压力颇大，于是他再次上奏武宗李炎，字里行间虽然有想缓解朝廷官员不满之意，但政出宰相这一根本原则问题他是丝毫不让步的。在李德裕看来，朝廷如果想要提高尊严，使官员们能够恪尽职守，增强各个部门的行政效率，朝廷大权就必须归于宰相，由宰相来协调统一各种职权。

面对李德裕的上疏，李炎虽然对他随意处置韦弘质有些不满，但大体上同意他关于政出宰相的论述。但尽管如此，李德裕在朝廷内的形势愈发不利，除了因为他大权独揽，排斥异己，招致官员的严重不满之外，还因为他在复出之后，在武宗一朝对宦官的权势进行了很多限制。最初宦官们迫于形势而暂时忍耐，不过他们还是利用自己特殊的身份，利用终日可以接近皇帝的有利条件，在武宗李炎面前不断进谗，称李德裕专权太甚，已经引起百官强烈不满等情形，最终使得武宗李炎与这位言听计从的宰相开始有了隔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