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谁偷走了鲜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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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四二年的春天一眨眼就过去了，天气陡然炎热起来，此时在抗战的大后方重庆，局面却越发严峻起来：各种商品几乎绝迹，汽油配给完全停止，连长江里的渡轮都停了航，改用木船摆渡。纱厂几百台汽车全都趴了窝，由于原棉供应不上，多半机器也不再转动，大部分工人只能回家等待开工通知。

父亲从外面回来，正碰到老爷子送客人出门。是一个军官，扎一根牛皮腰带，穿高腰马靴，手里玩弄着一根马鞭。重庆行营有许多不上前线的军官，都打扮得威风凛凛的样子。张松樵通常没有那么多礼节，一般不亲自送客，但是这天不一样。苏大嫂压低声音说：“一个军官，听说还是个宪兵团长。老爷关着门同他说话呢。”

老爷子送客回来，把父亲叫到书房。父亲不知道自己做错了什么，惴惴不安地偷眼瞄着神情严肃的爹爹和姆妈。不料，张松樵以一种对待大人的郑重口吻说：“儿子，你十六岁了，算得上半个大人了，不能整天只会淘气。如果以后家里发生什么事，你不但要学会保护自己，还要像个男子汉那样帮助姆妈和家人。”

父亲从老爷子的话中听出一种非同寻常的分量来，有些不知所措。姆妈再也控制不住，掏出手绢一抽一抽地揩鼻涕。张松樵看看她，语调尽量放平静，但是字字语重心长：“其实可能什么事也没有。只是儿子你要记住，树大招风，财大招祸。你是我张松樵的儿子，张松樵不光有钱，还有事业，他肩头上扛着裕华纱厂几万员工家属的饭碗。要是工厂垮了这些人都得饿肚子，所以你要学会扛起责任，不能光做个吃喝玩乐的公子哥儿。”

父亲尽量让自己像个大人那样点点头，其实他并不完全明白爹爹的意思。这一夜他都没睡好，心里有事硌着。第二天跟老庾在一起，也是心不在焉。现在他同老庾的友谊已经深到无话不讲的地步了。老庾虽然功课不好，但是社会方面的事情却无所不知，经常对父亲神吹国防部军官扎姘头的故事。父亲心里有事儿，不等老庾说尽兴，就匆匆告别回家了。

刚一进门，佣人家成就报告说：“少爷不好啦，出大事了，老爷被抓走了。”

父亲懵了：“谁……抓走的？”

“宪兵队。”

父亲这才如雷轰顶，明白昨晚爹爹说的那些话原来事出有因。家里早已乱成一团。莲子姨妈看见他连忙说：“好了好了，述义回来了，你要看住你姆妈，不要叫她出门。”

柳韵贤抬起头来说：“我不出门，老爷么子办？”

莲子姨妈劝道：“你一个妇道人家，能起么子作用？还是让厂里出面好。”

柳韵贤摇摇头，招手叫儿子到跟前来，然后用不容商量的口气说：“你们都到外面去，我要和述义单独待一会儿。”

原来，年初国民政府颁布《战时物资管理法案》，将棉纱布匹列入管制清单，该法案的初衷是保障军需供应。士兵总不能光着身子去打仗，抗战是压倒一切的任务，所以民品必须让位于军品。但是问题出在军方定价不仅远低于市场，而且低于成本，生产越多亏损越巨，与“杀鸡取卵”无异。棉纱行会多次出面协商无果，军方不仅蛮横地派宪兵封锁厂门，规定棉纱成品布一律不许运出厂，而且宪兵团长还登门拜访，开宗明义告诉张老板，拿出部分军品来投入黑市，赚钱按三七分成——三成归厂方补贴亏损，七成归军方。还露骨地暗示这是上头的意思。

张松樵思量再三没有表态，他当然清楚战时倒卖管制军品是杀头之罪，一旦事情败露那些人往他身上一推，他就成了冤大头替死鬼。再说他一生不赚昧心钱，宁可工厂停工也不做这刀口舔血的生意。

宪兵团长临走扔下一句威胁的话：“张老板你看着办，这事儿由不得你，别敬酒不吃吃罚酒。”

张松樵一生都在社会动荡的大风大浪中摸爬滚打，就算日本飞机把炸弹扔到头上也没有乱过方寸，但是这回他感觉到要出大事了。他连夜给厂里做了布置，将正在运输途中的原棉改运西安纱厂，准备实施“以拖代抗”的对策。宪兵团显然也不是吃素的，找个借口说在黑市上查获一批“红飞马”牌产品，证明裕华纱厂倒卖军品牟取暴利，然后就把人抓走了，关在江北军事监狱里。

柳韵贤悲愤地说：“明明是栽赃陷害，可是有么子办法？牛不喝水强按头，他硬要栽赃你倒卖军品，你辩得清么？”

父亲想起同学老庾，他父亲是国防部大官，就连忙说：“姆妈你等等，我去找个人救爹爹。”

不料，刚跟老庾讲完，他就连连摆手说：“宪兵团可不好惹，听说那个团长是何总长的亲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