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录：重庆参军第一人（节选）

邓述义（中国驻印军独立战车第五营通讯上士）

我老家在湖北武汉。一九三八年武汉沦陷，我随父亲迁移到陪都重庆。由于父亲是武汉裕华纱厂老板，家庭条件自然比一般人家优越。但是在战火之下，人人都无安全感可言。那时的重庆也时时被日机轰炸。在一次大轰炸中，三姨妈一家全被炸死了，只剩下大表妹穿着孝服住在我们家。我没有见过死人，但见到了大表妹心酸的泪水！躲在防空洞里的人也并不安全。我记得有一回，日机来了好久也没回去。防空洞里闷死了好多人。听拉车的佣人说，收拾尸体时，光是金表之类的金银细软就装了好几大箩筐！尸体埋在河边上，涨水时一冲，就顺江而下，江面上满是死人！

我那时正在位于重庆南岸黄角垭的博学中学念高三，家里的纱厂时时成为日本人的轰炸目标。而且重庆如若不保，再往哪里退？！……

…………

我和好友卢乐礼（北方沦陷区人）在他叔叔处（他叔叔为当时国民党军医处中将处长）摸清状况后，径直到军事委员会的一个机关，向卫兵讲明来意，要求见长官。不久，一名上校接待了我们。同我们谈了许久之后，拿出本子要我们先登记。我抢先写上了自己的名字，成为战时陪都第一个报名参军的学生。

那时国内还未提倡学生参军。学生是国家的栋梁，学生如若从军，战后谁来重振中华呢？但祖国已到了生死存亡的边缘。很快，报上刊出了醒目的头条，让学生们响应号召从军抗日！一时间到处都上演着从军热。母亲整日在家哭泣，父亲和校长不时劝我，但我的心已经飞向了印度。

一个月后我们终于出发了！到昆明等待飞印。还要由美军统一重新体检。美国的医官全是笑呵呵的。他们发给每个人一张体检表。检查完一项，若是合格则在对应栏内用铅笔画上个勾。我在行军途中患了角膜炎，两只眼睛红红的，当然检查不合格！怎么办呢？难道要在这里打回票么？想了一下，我撒腿就往机场外跑，找到文具店，抓起铅笔画了一个勾。勾是有了，但体检也近尾声。过关的同学都喜滋滋地出来了，我发现他们的手臂上均印有一个蓝色的表示合格的图章，灵机一动，拉过一位，两手臂紧紧一靠，我也就成了合格者了！虽然字迹全是反的，也没人注意，我就这样上了飞机。

抵达印度后，就到了印度比哈尔邦的蓝姆伽接受军训，编入了驻印军独立战车第五营。印象最深刻的是在通信学校学习无线报话的那十二周了。班上的同学来自各个营部，文化程度参差不齐。多数人根本不懂英文，还需要从ABC学起。第一节课下来美国教官就吃不消了，苦着一张脸把这重担交给了翻译官。第二节课下来，翻译官也吃不消了，见我英文还勉强过得去，他干脆把这担子移给了我！

我辛苦了十天，终于有了成效，课程得以顺利进行。美国教官就同我比较熟了。两个教官都是二十来岁的军士。一个是落腮胡William-Slider；一个是大个子Henry-Camp。落腮胡看我圆满地完成了教授字母的任务后，高兴地送给我两盒“Pall Mall”双狮过滤嘴香烟。课间的时候我们还常常坐在一起聊天。虽然我的英语有些蹩脚，连比带画竟也达到了交流的目的……

学习结束之后，我们都相互留了联系方式，但却在军旅途中不幸丢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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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四五年春末，我们由一位美军上尉领着，到加尔各答去取新车。到了目的地，就住在美军军营里和他们同吃同住。中国兵习惯用的是一个大口盅加上一个汤匙。美军的伙食对我们来说很不适应。牛肉粥、鸡块、沙拉和冰淇淋等统统倒在一个口盅里，实在是糟糕透顶！为了照顾我们的习惯，他们对中国兵特别优待——允许分几次领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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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四五年夏，动身回国时，部队里分配的是一辆卡车。两个人一中一美搭档，轮流开车。我的伙伴是一个比我大一岁的印第安那州的黑人。当兵前也是个高中生。我英语不好，他中文也只会几个简单的词，但我们交谈得很愉快！他还告诉我，他打算以后要当一名科学家。既然交流费劲，我们就干脆唱歌。唱一些如《Old Man River》、《Old Folks at Home》、《Mississippi River》等之类的老歌。虽然绝大部分都是不和谐的合唱，但我们还是唱得津津有味。有一天，听他唱过一段深沉而雄浑有力的歌曲之后，我接着唱起了福斯特的名曲——《Old Black Joe》。当唱到“I hear their gentle voices calling‘Old Black Joe’”时，他突然大吼一声：“Shut Up！”对我怒目而视。我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见他怒气冲冲，赶紧不停地赔不是。他好容易冷静下来，给我讲了一大堆道理，谴责我不应当侮辱他们黑人。话说完之后就板着脸不再理我了。车队到昆明之后，他也是冷冷地和我道别。我到现在还没弄明白，他为什么要生我的气？《Old Black Joe》本是一首黑人歌曲，我想破了头也不知道哪里有侮辱黑人的意思。真希望何时还能再见那黑人朋友一面，以冰释前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