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洪应案前“真史”追溯（第5/7页）

汪钟霖希望陈夔龙“俯采舆论，另派贤员，妥筹办法，以肃观听”。[64]彭福孙、潘祖年、袁希涛、王同愈等22人也上书陈夔龙，反对任用应夔丞，要求将应“押解上海，归案讯办”。[65]同时又有人以“江苏一份子”名义，在《申报》刊登公启，揭露应夔丞之种种罪案。[66]迫于压力，陈夔龙只好将应夔丞印刷局坐办一职撤去，令长洲知县苏静庵提究应夔丞，并移文上海县及英租界调取应夔丞案卷，以凭核办。[67]“应撤差后，自知罪重，因即连夜逃遁”，苏静庵加派县差四处严缉。[68]两江总督端方也“电请苏抚赶饬缉拿”，陈夔龙于是“加饬府县并通行各属一体协拿”，并饬按察使朱家宝“转饬保委（应桂馨）之袁某限期交案”。[69]上海道也咨请江汉关道一体缉拿，并由江汉关道桑铁珊照会各国驻汉领事，在租界内协缉。[70]应夔丞逃走后，匿迹浙江鄞县密岩地方，与其父办理崇义学堂，又因“横行乡里，强占民间田产”，被该县教育分会告至省城教育总会。浙江提学使下令停办该校，应夔丞使人登报，称鄞县劝学所总董张传保受贿400元。宁波府教育会为此向道府控告应夔丞污蔑总董，请提应夔丞到案，“澈查受贿有无实据，否则治以应得之罪，俾匪类无横行之患，学董洗不洁之名”。[71]宣统元年秋，应夔丞至河南，仍以知县候补，但不久又被巡抚吴重熹以“人不安分，声名恶劣”为由，奏请“即行革职”。[72]

然而，在上述斑斑劣迹的后面，应夔丞又有另外一副面孔——反清革命志士。按照应夔丞自述，从光绪二十年起，他就投身革命了。当时他任皖南缉捕营管带，缉获了到长江流域运动革命的龚照，“允为同志”，将其释放，并听从龚照劝说，弃官同赴香港，“领放孙逸仙先生所立洪门与中山同心堂票布，周历日本。廿三年回至上海，变卖家产，约同日本人邓十一郎等，前赴浙洋南田岛，制造炸弹，未成，即在该岛筹备接囤军械，一面在上海设置文汇地产公司，藉筹经费，接济汉口唐在〔才〕常。事败，册籍被收，改名应秉钧。”[73]后因在上海“运大批军火接济党人”，为工部局指控，被驱逐出租界。于是，应回到宁波，“以十万建崇义学堂于鄞”，借学堂掩护革命党人。“广州之役，与陈其美济械济师，败后逃匿沪寓者数十人。”自河南罢官后，又回上海，“因决发难长江，资张振武饷械。会鄂乞款，急无以应，又以沪屋值七万者拍卖万三千金济之”。[74]

辛亥上海光复，“凡保内地，克制局，守武库，据县署，抚狱囚，设临时司令部，皆密与各党协筹”。迨沪军都督府成立，应任谍报科科长，“以沪为中外枢纽，凡交涉、捕获、检查皆力任之”。[75]1912年1月1日，护送孙中山由上海到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所有上海一切房租、供应万余金，皆夔一人独任”。时临时政府“仅分秘书、庶务两处，诸部未设，故除文电外，余皆（夔丞）之庶务处主之……旋兼内藏库，时无财政部，库权颇重，奈空如洗，勉获支持”。[76]

以上均为应夔丞在革命之后为“叙勋”而向中央呈送之自述革命经历中所述。此外，应夔丞还在给副总统黎元洪的一道呈文中陈述其功绩道：

□□从事革命十有余年，自闻武昌建义首，与陈英士等利用各党，并力合谋先安内地，然后光复上海要地，故促孙中山先生归国。各国在沪领事均未承认我为战事团体，□□力谋于法，得以承认在先。即设行馆，合各党合组南京政府，惨淡经营，得有今日。追原厥故，实得力于各党草昧英杰效事之忠，即前清之视为帮匪者，均得群驱效用，以服指挥。[77]（□□代夔丞二字）

不难看出，应夔丞自视劳苦功高，直以革命领袖自居，所言不免有不实或夸大之处。一度与应夔丞关系密切的陈其美也曾提到应夔丞赞助及参与革命之事，但要客观得多。他说：

余在沪组织革命机关，如有机密事件，借彼（指应文生、应夔丞父子——引者）房屋住宿。昔于右任君鼓吹革命，为英租界逐出时，亦曾借居其屋，与应文生相识。[78]武昌起义后，应即以关于革命事来机关部报告，以致上海光复后，即以谍报科长相委。迨后孙中山先生未任总统之前，在申由沪都督府招待一切，即派谍报、庶务两科，每日前往照料。孙往南京，即在沪组织卫队，护送到任。初时以为到宁即返，后孙先生即以卫队司令相委，继庶务长缪姓事出，即任庶务事。应办菜每席开支银五元，后减至一元，菜与五元相等，遂知其弊，即斥革。[79]

应夔丞被总统府斥革，还有一说，系因他“吸烟败露，不容于总统府”。[80]此后，他曾被派至下关任兵站站长，但不久又被撤差。1912年3月21日，应夔丞在《申报》刊登启事，历数其自辛亥鼎革以来的功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