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洪假收抚共进会与应建立诡秘关系

洪、应二人在辛亥鼎革以前的经历虽然没有交集，却有许多惊人相似之处。应夔丞是浙江人，绝大部分时间在上海活动，洪述祖是江苏人，也长期在上海生活。应夔丞曾在安徽担任缉捕差使，洪述祖则在汉口担任过警察局长。应夔丞在江苏、河南两次被清廷革职，洪述祖则在台湾和直隶两次被清廷革职；特别是二人都曾因陈夔龙奏参而革职，应夔丞是在陈任江苏巡抚时，洪述祖则在陈任直隶总督时。辛亥鼎革时，二人又都参加了推倒清廷的活动。所有这些，都使二人有了不少共同语言。尤其重要的是，二人都自认为有功民国，却未被授予相匹配的职位，因而心有不满，这就使他们很容易为牟取私利走到一起。而在性格上，二人也很类似，都是“素不安分”之人。洪述祖“最长于口辩”，“心术险狠，尤有敢作敢为之胆量”，其“才足以济其奸”，[140]应夔丞则“口才甚辩”，“夙以冒险为天职”，[141]这就使他们容易一拍即合。随着洪述祖担任内务部秘书，二人的人生轨迹出现了交集的契机，原因是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后，深感“南北各省党会林立，意见分歧，殊难取缔”，[142]应夔丞作为长江流域帮会头目，“屡以共进会名义恫吓政府”，[143]于地方治安影响甚大，而整治地方治安恰为内务部职责。于是，洪、应二人借政府欲解散共进会之机，逐渐走到一起，并为了各自的私利展开合作。

二人合作首先出于洪述祖之主动。先是，洪述祖在1912年6月担任内务部秘书后，因招权纳贿，擅自“挖补公文”，任用私人，大受同僚攻击，也引起总长赵秉钧不满（详下文）。恰好其时赵秉钧正准备整顿侦探局所，计划于北京设“中央侦探总局”，于各江海要卡、通商码头及各边省分设支局，“于东亚各国著名通商口岸分设侦探”，“以期办事灵活”。[144]洪述祖遂“请派赴东南，调查水上警察，藉以出京；赵亦冀其离部也，遂漫许之”。[145]赵秉钧本人后来曾在致北京《民立报》记者函中提到此事，有“洪任秘书以来，到部未久，即有各报攻击，洪拟引退，旋委调查水上警察差”等话。[146]《神州日报》对此亦有记述，谓：

洪到部后，招权纳贿，无所不为，其名誉甚劣，同署皆反对之，洪亦不能安于位，遂拟出京一次，暂避风潮，且要求赵总理委一外差，以全面子。时南方正倡办水上警察，赵总理即派洪赴长江各省调查水上警察，并预先支给两月薪俸，以为洪之此去，必不再回署也。[147]

调查水上警察是赵秉钧赋予洪述祖的职责，但从后来洪述祖南下后的活动来看，他实际上还负有袁世凯给予他的使命，即收抚共进会。《亚细亚日报》说他是“自告奋勇”，“往沪劝其投诚”。[148]当然，这两项使命有着共同的目标，都是为了整顿沿江沿海的治安问题，而当时对沿江沿海治安构成威胁的主要势力之一，便是以应夔丞为会长、由青红帮和公口等秘密社会改组而来的共进会，其党徒遍布上海、浙江、江苏乃至湖北、四川等长江流域许多地方。因此，洪述祖要完成其使命，就不能不与应夔丞打交道。然而，洪述祖与应夔丞并不相识，于是便有了介绍人总统府军事顾问张绍曾的出现。刺宋案发生后从应宅搜获的第一件证据，便是张绍曾的亲笔介绍信，写于1912年9月17日，由洪述祖带往上海面交应夔丞。至于张、应结交，则是源于1912年4月初张奉袁世凯之命担任长江宣抚大臣，南下“谋取消扬州分府，并策江浙统一”时，应夔丞曾“因贾宾卿统制之介绍，力任助理”，二人同赴扬州商办。[149]扬州都督徐宝山很快致电袁世凯，同意“取销扬州分府，以为中央统一先从省治统一之倡”。[150]是年6月，应夔丞筹备成立共进会，得到张绍曾支持，名列19位发起人之一。[151]在介绍信中，张绍曾写道：

兹有内务部秘书长洪述祖先生南下公干，因不知台端住址，特函介绍。洪君于民国之建设多所规画，当道咸依赖之，倘来造访，或有就商事件，务请照拂一切。[152]

根据《大公报》“车站纪事”，洪述祖于9月20日离津南下，[153]面见应夔丞，由此开始二人的合作。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其时各部只有“秘书”，并无“秘书长”名目，[154]张绍曾介绍信称洪述祖为“内务部秘书长”，有三种可能：一是张并不知各部没有秘书长名目，全凭洪自我介绍；二是张虽知各部无秘书长名目，但因洪自称秘书长，也就不便于信中揭破；三是张自以为洪述祖为秘书长，而洪亦不予纠正。总之，“秘书长”一职必为洪认可无疑，可见洪与应结交，一开始便有招摇撞骗嫌疑。在洪述祖返回北京大约半个月后，应夔丞曾有一电给洪，称“致前中央特派员”，[155]可知洪此次南下，还有一个响亮的名头——中央特派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