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袁无须杀宋种种缘由（第2/4页）
第三，袁世凯欲对付的是整个国民党，是国民党欲实行的政党内阁主张，而非国民党中某个人，杀一人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袁世凯与国民党的政见分歧。
国民党的核心主张之一，就是要建立政党内阁，实行政党政治。这并非宋教仁等少数人所主张，而是国民党绝大多数人的主张。因此，杀掉一个宋教仁并不能改变什么，“宋虽死，国民党政党内阁之政策不能因之取消”，[61]反而会促使国民党人更加坚定地实行其主张。因此，当洪述祖向袁世凯提议“收拾”反对党一二人时，袁世凯斥责道：“反对既为党，则非一二人之故，如此办法，实属不合。”[62]这说明袁世凯在关键问题上头脑还是很清楚的，对问题的实质认识也比较到位，知道杀一宋教仁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袁世凯方面对案发后革命党人的攻击，也曾以此为理由进行反驳，谓：“政府对于在野党之野心家，当以适宜之政策，迎合大多数国民之心理，以为战胜之武器，若托徒诛锄异己，适以激成反抗。况能死宋教仁之身，而不能死宋教仁所持政党内阁之说，其又焉能人人而杀之乎？”[63]从宋教仁被刺后国民党人的强烈反弹来看，袁世凯的认识得到了充分印证。各报纷纷发表评论，表示要继承宋教仁的主张，继续宋教仁的事业。如《民立报》发表评论道：“宋先生之主张，既有系统可寻，复有实行之望，故吾党目之为中坚人物，而奉其政策为圭臬。然则宋先生之死，不啻折去我国民党一臂，而于党势之隆替，大有关系在也。虽然，惟我国民党信崇宋先生者深，故决不因其死而抛弃其政策，凡我党人必能再接再厉，求达其目的而后已。彼反对者畏吾党党势之盛，欲以害先生者害吾党，多见其不自量耳。”[64]《民主报》发表评论道：“所谓政党内阁，实吾党一致主张，而宋君服从大多数之主张以发皇之。宋君之引人嫉视，即以其主张政党内阁，为偏袒总统制者所不利也。刺宋君者以为宋君被刺，或者吾党政策为之一变，因而采取总统责任制，以为行政专横之机会；孰知宋君虽死，吾党以平等、自由、博爱主旨制造巩固强大共和国家之心不死，且气愈激而愈胜，志愈挫而愈坚……反对者竟以为去一宋君，遂可遏抑吾党主张，曷思革命未成，吾党已死之宋君不可胜数，革命依然成功；而今而后，继宋君而起者大有人在，未来之宋君正复无限，况政党内阁为二十世纪政治上一般之趋势，又为民国最适宜之制度乎？……宋君虽死，又何损于吾党之主张乎？”[65]《国风日报》亦谓：“凡一大政党之主张，决未有因一人之生死去留为转移者。钝初死……实未见与国民党之前途与吾党所主张之政党内阁有若何之损伤。何以故？国民党中如宋钝初其人者，尚有大多数在也。”[66]类似评论尚多，均将矛头指向袁、赵，却不知袁、赵亦明其理，并未主谋杀宋。
第四，国民党的政党内阁主张的确对袁世凯的权力构成威胁，但袁世凯并非没有应对之策，其中一个重要策略，即是联合或操纵其他各党，乃至国民党内的游移分子，在国会内形成一股由袁主导的力量，从而与国民党形成对峙，乃至夺取组阁权，同时为总统选举做好准备。
袁世凯对这一策略深有考虑。他曾对工商总长刘揆一讲过一句意味深长的话：“政党内阁殆不成问题也，国会开后视谁党议员占多数，内阁即应归谁党组织之，余何容心焉。”[67]其时，共和党、民主党、统一党一直谋划三党联合对付国民党，原立宪派领袖梁启超于1913年2月24日加入共和党，成为三党对付国民党的主导人物，并计划推出自己的组阁人选。[68]袁世凯自然也不会坐视国民党一党独大，所以至少在宋教仁被刺前一个月，他就已经在活动，“欲挟数个不以党名之团体并入三党（指共和党、民主党、统一党——引者）而利用之以为武器”。[69]很快，袁世凯就和梁启超建立了联系。梁启超在3月7日一封信中就曾提到，“党界大有更动，项城或将加入共和党”。[70]在3月15日一封信中又写道：“党事大有进步，项城入党已决，稍待当发表，民主、统一亦联合也。”[71]在3月18日一封信中更明确说：“三党合并已定议，吾入京数日后即发表。”[72]虽然由于刺宋案突发，袁世凯入党之事无果而终，但三党联合的基本态势，在宋教仁被刺前已初步形成。而早在2月下旬，《亚细亚日报》就预判，“合共和、统一、民主三党之员数，足以控制国民党而有余”，如此，则国民党“梦想之政党内阁”，将成为“幻相”。[73]3月上旬，《神州日报》进一步说：“三党之政策，大体与袁氏政见不相异同，则袁氏依三党之同情，足已以自树立，何必曲徇国民党之要求，而牺牲其向来之政见乎？”[74]同时，为保证当选正式大总统，袁世凯也需要与各党联合对付国民党，故《民主报》曾报道袁世凯“广置党羽，嗾其左右联络共和、统一、民主各派人员组织一新政党”，“以袁总统为中心点”，“以为攫取总统之帮助”。[75]就在刺宋案发生前一天，各政党派代表在湖广会馆开会“讨论选举正式总统问题，共和、统一、民主三党意见相同，可联络一致，大约此次选举票至少须占三分之二”。[76]在这样形势大好的情况下，袁世凯若派人刺杀宋教仁，岂不等于自乱阵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