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 洪应利用“应密”策划杀宋与赵无关

由于洪述祖是赵秉钧的秘书，因此宋教仁被刺后，很多人立刻就将赵视为刺宋幕后主使，然而，这种建立在一般人际关系基础上的推断实在太过简单，也很危险。当宋案证据尚未公布之时，在一片怀疑声中，《时事新报》便发表社论，提醒人们应当注重证据，不可漫加怀疑。其言道：

今宋案之内容既未披露，则吾人所当望于宋案者，第一即在案中之证据。证据所在，国法随之。古时为亲者讳、为尊者讳之例，决不适用于今日……夫洪之所以受嫌疑，则因搜查证据之时，发现应与洪之关系，以证据而被嫌疑，天下所以痛心疾首于洪也。虽然，嫌疑之地，有其界说存焉。若漫无界说，逞一人之私意，一己之私愤，道路之人，皆无不可在嫌疑之列也。以人的关系，而推及于同乡，以官的关系，而推及于同僚，则桑梓之谊不能存，寅寮之间有大戒，恐古之专制时代，瓜蔓抄之牵累，不如是其甚也。[153]

冯国璋则在证据公布后发表通电，明确表示“不能以洪述祖之故，疑及赵总理”，电曰：

宋前总长之被刺，证据已经宣布，所可推测者，洪、应为案中最要之人，其他无可臆断。平情而论，责赵总理之任用非人可也，以洪、应之罪加之于赵，则必不可。按之事实，既无指赵与闻之证实，考之法理，除法庭裁判外，亦无何人可任意加人以罪名。[154]

赵秉钧之所以被很多人视为刺宋幕后主使，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于1913年1月14日函送应夔丞的密码电本，后来成了洪述祖和应夔丞策划杀宋的通信工具，而洪述祖又是赵秉钧的秘书，被国民党人视为赵之私人。然而，如果严格依据史料分析，洪述祖产生杀宋之意在3月6日其致应夔丞函中，而“应密电本”至迟在2月22日赵秉钧就已经交给了洪述祖，因此，赵秉钧对洪、应二人后来利用“应密电本”策划杀宋之事是否知情，就需要审慎分析。

赵秉钧手中后来不再掌握“应密电本”，这一点无可怀疑。先是1913年2月22日，洪述祖有一函致应夔丞，其中写道：

以后勿通电国务院（除巡缉长之公事不计），因智老已将“应密电本”交来，恐程君（指国务院秘书程经世——引者）不机密，纯全归兄一手经理。[155]

赵秉钧对此事的说法则是：“洪一日来，谓得应秘电，请假秘电本一用，此后竟未缴还。”[156]不管哪一种说法，都证明2月22日以后，赵秉钧手中的确已经不再掌握“应密电本”。洪述祖1917年在上海公共公廨受审时，曾试图否认这一事实，称：

“川密电本”我处留存一本，“应密电本”则不在我处。我凡遇“川密”之电，我可当场翻译。惟“应密”我处并无电本，故收到后即行加封，转送赵之寓所。[157]

1918年在京师高等审判厅受审时，洪述祖又称赵秉钧实际上并未将密码电本交他，“‘应密电本’仍存赵之皮箧内，跟随人走”，[158]试图将后来他利用“应密电本”与应夔丞策划杀宋之事转嫁到已死数年的赵秉钧身上。然而，洪述祖所言不过诡辩而已，正如法庭判决书所言，赵秉钧如若未将“应密电本”交与洪，则洪述祖在2月22日函中就应当告诉应夔丞“赵秉钧‘拟将应密电本交来’，惟原函明明谓‘已将应密电本交来’，其为业经取得，无可置辩”。[159]还有，赵秉钧如果未将“应密电本”交洪，何以应夔丞后来给洪所发“应密”电报会有“乞转呈”字样？[160]而且在宋教仁被刺前一天，洪述祖还曾用“应密”发电给应夔丞，指示“事速进行”。[161]另据《民立报》驻京记者调查，“洪归京后（指洪述祖1月底赴上海调查欢迎国会团真相后返京——引者），与应往来密电甚多，皆用‘应密’二字冠首。洪以不到部也，部中得电辄送其家，当时同事等引以为奇，而未动他疑，事后始明其故”。[162]另外，前引张国淦所记国务院“电务处人言，以后亦未接有上海特别密电”，也与洪述祖2月22日致应函恰好可以相互印证，证明2月22日以后，赵秉钧或程经世确已不再掌握“应密电本”，应夔丞有电也不再“直寄国务院”。

但前述两种收授“应密电本”的说法，内涵却有很大差别。倘若洪述祖所言为真，也就是赵秉钧因担心程经世“不机密”而主动把“应密电本”交与洪述祖“一手经理”，那么，即便2月22日以后赵秉钧不再掌握“应密电本”，他仍有与洪述祖合谋杀宋嫌疑。倘若赵秉钧所言为真，即“应密电本”为洪所借去而未归还，则2月22日以后“应密”电所涉杀宋等事就与赵无关，除非洪述祖主动呈报。因此，两种说法究竟哪种是真，还须加以辨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