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发现使命（第2/7页）

动乱不安的形势促成了适合开展革命、暴动和暴力活动的社会氛围。柏林政府号召对法国入侵者进行消极抵抗。工人们举行了罢工。有些德国人开展积极抵抗和破坏活动。一些人遭到逮捕、审判，最后被法国行刑队处决。有位名叫艾伯特·里奥·施拉格特的右翼人士，在从事破坏活动被逮捕后遭到枪决，成为国家烈士和纳粹英雄。德国人举行政治反抗虽然感觉良好，但是却造成极其严重的经济后果：非常重要的工业生产几乎全部停滞，失业局面已经失控。为了弥补薪金和福利方面的损失，德国政府采取了增加货币印制发行量的措施，这又进一步加剧了恶性通货膨胀。柏林、汉堡、科隆和其他城市爆发了绝食抗议活动，迫使德国警察和军队向饥肠辘辘的德国人开枪镇压。

一战结束后，德国很快遣散了大批军队，致使劳动力市场上又涌进500多万人，其中许多人没有工作机会。但是他们全都在一项技能上受过训练，那就是对敌作战。他们有很多的作战理由。人们认为，由于受到无法控制的离心力的驱使，他们的文化、政治和社会结构均受到威胁。魏玛共和国的“正常状态就是危机”，历史学家戈登·克雷格这样写道。111919年的《凡尔赛条约》中“唯一战争罪责”条款使德国人蒙受耻辱，让他们背负着在他们看来简直是灭顶之灾的125亿美元巨额战争赔款。即便是“黄金二十年代”（主要在柏林呈现出的先锋文化兴盛时期）初期，在德国许多地方，尤其在巴伐利亚，也被视为首都堕落颓废、四分五裂的证据。

对上述问题争辩最为激烈的地方就是在巴伐利亚。作为希特勒纳粹党的老巢以及其他许多持有强烈民族主义立场的党派团体发祥地，巴伐利亚州是德国联邦中难以驾驭的变节者，他们不断提出特殊要求，拒绝接受国家裁决，扬言要分裂或部分分裂出去，独立发行货币，建立邮局和铁路网。巴伐利亚是仅次于普鲁士的第二大州，是魏玛共和国的眼中钉，德国的暴动之都。虽然巴伐利亚自称“自由州”，但是1918年以后却经历了起义动乱的时局。那一年由一位胡子蓬乱，名叫库尔特·艾斯纳的知识分子领导的左翼示威游行，一夜之间就把巴伐利亚国的统治者赶出了王宫。艾斯纳在三个月之内试图建立社会主义政权失败后，被杀害在慕尼黑的一条人行道上。大混乱局面接踵而至。使慕尼黑中产阶级感到惊恐的是，一个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掌握政权居然可达三个星期，只是后来被从巴伐利亚外面派来的右翼自由军部队采取暴力行动瓦解推翻。双方进行了残酷的斗争较量。

从那以后，巴伐利亚铁了心地倒向右翼，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激进民族主义者和潜在的革命者，比如希特勒及其反民主的纳粹党徒。那些革命者同时也持有反革命立场；他们拒绝承认1918年11月那场共和革命的合法性。“如果我作为一个革命者站在这里”，希特勒后来经常这样说，“我也会反对革命，反对（政治）犯罪。”希特勒与许多激进右翼人士将1918年的革命者称为“十一月犯罪分子”。12前线兄弟会（Frontgemeinschaft）中那些恼火的兄弟们（他们曾经在一战战壕里长期作战）认为，正是柏林市民在他们背后捅刀。“战场上永不言败”是他们的座右铭。他们的一位大英雄，一战著名战略家埃里希·鲁登道夫也从柏林搬迁到巴伐利亚，参加了顽固不化的种族主义政治活动。巴伐利亚甚至庇护过赫尔曼·埃尔哈特上尉，此人是被柏林政府通缉的“卡普政变”领导者。由于柏林政府中社会民主党人（保守的巴伐利亚人将他们视为马克思主义者）经常占有优势地位，慕尼黑也就成为支持德国、仇恨犹太人的各个种族主义运动派别流连忘返的地方。1920年推行强硬路线的保守派新政府宣布巴伐利亚将成为“秩序的堡垒”，成为和平体面的独特宜居之地。在左派运动席卷德国其余地方的困境中，这对于各个右翼派别而言具有特殊意义。巴伐利亚与以往那样，仍然是个与世隔绝的地方。

对于希特勒而言，巴伐利亚犹如天堂一般。希特勒是奥地利人，在外省城镇林茨长大。但是19岁到23岁这五年的成长时期，他是在奥地利首都维也纳度过的，漂泊无定，是个失意的艺术家。希特勒两次被奥地利美术学院拒之门外，也没有获得高中毕业文凭。从1908年至1913年，他落魄到依靠为游客画明信片风格的风景画为生。他在维也纳大街上出售自己的画作，或者把它们卖给小门小户的艺术品经销商，主要是犹太人。13他穷困潦倒，漂泊无定，从廉价的共用单间搬到破烂不堪的单人房间，后来又搬到两个不同的男客收容所（其中一个由富裕的犹太家庭提供部分资金）。1909年秋季，他似乎成了一个流浪汉，在24小时营业的咖啡馆和公园长椅上至少度过了几个凄惨的夜晚。后来他声称，结果“双手和双脚都冻伤了”。14也许由于这些贫困生活经历的缘故，希特勒将维也纳称为“我一生中过得最艰苦，但是收获也最全面的‘学校’”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