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圣经（第3/9页）

在监狱里，希特勒眼下具备近乎十全十美的条件来完成他给自己制定的任务。卸去了纳粹党领导职务，前来探望的客人数量也减少了。在这种情况下他可以在10月1日——假释日期到来之前计划写完自己的著作。他在脑海里深入挖掘各种素材，在要塞监狱狭小的囚室空间里深居简出，静心写作，从广泛阅读过的世界史那散漫的知识结构中梳理筛选可用的材料。各种各样的材料在脑海里闪现出来。他一路采择，左右权衡，把那些可以用的“马塞克石头”（他喜欢这样称说）拼装起来，自成一体。政治学者芭芭拉·岑普芬尼格认为，希特勒引用了大量的思想资源，具体来源令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其中有叔本华和尼采的意志形而上学理论；卡尔·豪斯霍费尔和弗雷德里希·拉策尔的地缘政治学；亚瑟·德·戈比诺，休斯敦·斯图亚特·张伯伦以及保罗·德拉加德的反犹太主义和种族主义理论；托马斯·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查尔斯·达尔文的适者生存理论；古斯塔夫·勒庞的群体心理学；当然，还有卡尔·马克思的理论学说。希特勒也援引了《犹太人贤士议定书》等阴谋论学说。他借用了后斯宾格勒时代提出的多种历史理论，比如反现代主义、反自由主义以及反资本主义理论；涉猎过晦涩神秘的宇宙理论，也吸收了有关“保守革命”的思想。希特勒是一位浮躁的通才，他认为只要将盗取来的思想文化成果重新拼装组合，新的理论体系就会具有一种内在的统一连贯性，体现出宗教信仰般的强大力量。“他引用过的理论学说几乎都不是原来的样子，”岑普芬尼格写道，“他只是摘取可以利用的部分，将其安放在他早已制定出的思想框架内。”15

他几乎从未说明哪种理论学说出自何人之手。如果表明他的思想理论来源，那就会削弱他那种上帝般话语之音的效力。希特勒习惯于在众人面前以无所不知的语气发表演讲。为何要在书中改变这一点呢？他在《我的奋斗》中解释说，只有运用得简练，“口头语言的魔力才会发挥到极致”。一个敌人，一个思想，一个解决办法（希特勒的敌人是犹太人；他的解决办法就是将他们斩尽杀绝）。16同样，在一本书中，如果对一个人的思想进行复杂解释，或者进行比较阐述，只能削弱影响效果，分散读者的注意力。

尽管希特勒所写的《我的奋斗》文笔散漫，时有离题轶事穿插其中，这本书还是为他以后的行动提供了清晰线索。数十年间《我的奋斗》被战后评论者斥责为充斥着“矫饰术语”17的大杂烩，“混乱平庸”18之作，对个人生平“肤浅得意的叙述”19之作。的确如此。但是对于那些心甘情愿把书中支离破碎的内容进行整合解读的人来说，希特勒的这本著作所表述的世界观使后来发生的所有事情均具有特定含义，而且理解起来也容易多了。历史学家艾伯哈德·雅克尔写道：“在历史上很少有统治者在执掌大权以前能像希特勒那样，把自己在执掌大权以后要做的事情非常准确地以书面文字的形式描述下来。”20在四个月的时间里，希特勒利用四年来的演讲内容，以及在法庭审判时他本人所做的冗长发言陈述，终于提出了一种政治信条的大部分内容，而且至少拥有一定的结构框架和逻辑性。这种政治信条在多大程度上导致后来建立了奥斯维辛集中营，一直是历史学家们热烈争论的话题。

希特勒的思想文化出发点具有预言启示论性质。他认为，西方文明，尤其是德国面临着衰败局面。1918年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发表成名作《西方的没落》，此书立刻成为畅销书，影响很大。在深受《西方的没落》书中悲观论点影响的社会氛围中，希特勒打出了“文化绝望政治”这张牌。历史学家弗里茨·施泰恩把当时流行的社会情绪描述为“文化绝望”。作家亚瑟·莫勒·凡·登布鲁克提出，德国应在东方共产主义和西方资本主义之间选择一条“特殊道路”。他为这条特殊道路发明了一个新名称：第三帝国。在他的建议影响下，当时那种动荡不定的政治环境为希特勒抛出的虚张声势的社会预言和拯救方略提供了理想的社会条件。施泰恩写道，他提出应该立刻“从悲观绝望状态飞越到乌托邦”。21在希特勒看来，只有采取激进措施才能止住崩溃的颓势。第一次世界大战使欧洲摇摇欲坠，整个现行社会秩序受到了可怕战火中唯一赢家——马克思主义的威胁。俄国革命表现为一场残酷的反常运动，仍自称为是一场世界革命。德国便是其下一个攻击目标。列宁和托洛斯基公开将德国称为未来的胜利战果。托洛斯基引用过列宁在1918年说过的这样一句话：“如果不在德国取得革命胜利，我们注定要遭到失败。”22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中写道，马克思主义的这种威胁受到布尔什维克的操控；他们是“一群犹太作家和股市窃贼”。23马克思主义病毒已经通过社会民主党（最大的政治党派）和共产党人（尽管数量少得多，但在全国大选中仍占有10%的选票）感染了德国。敌人已经跨进了大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