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第二次机会（第3/5页）

监狱里弥漫着悲伤焦虑的情绪。初秋的雨水和雾气笼罩着兰茨贝格监狱，使牢房和过道变得又冷又湿，过堂风时常吹起。此时，户外散步和园艺活动已经停止。战友加兄弟的那股吵吵闹闹的劲头不见了。有人提前释放的希望破灭了。复兴纳粹党的神圣使命也无从谈起。希特勒手下的那些大多为年轻人的突击队员最后不得不面对现实。兰茨贝格监狱的墙壁和铁窗根本无法撼动，即使有些人偶尔想摇动一下把他们关在牢房里的铁栅栏也无济于事。“压抑的忧郁氛围，令人心烦意乱的厌倦情绪，以及沉闷的无聊感觉向我们袭来，统统压在狱友的心头。”卡伦巴赫这样写道。

据卡伦巴赫披露，“监狱精神病”当时在四处蔓延。“我们开始感到内心空虚，筋疲力尽。”有些人长时间沉默不语，也有人高声争吵，险些动粗斗殴，直到最后被其他犯人拉开。监狱看守黑姆里希也提到犯人们“明显地平静下来，令人紧张不安”。有位名叫弗罗施的犯人（其名字的意思是“青蛙”，所以他的绰号叫“小青蛙”）行为开始出现异常，表现为梦游，在浴缸里像小孩子一样拍得水花四溅。有人猜测他疯了。

即使那些狂热的骑兵也开始对他们所作所为的目的产生了怀疑。许多人从家里得到了坏消息，因为家中能够养家糊口的人已被关进了监狱。他们当中有些人名誉受到损害，被视为关进监狱的愚蠢激进分子。有些人的妻子被迫去当女佣人，勉强维持生活。她们连火车票都买不起，无法到兰茨贝格监狱探望自己的丈夫。希特勒的一些步兵也许同样有着一位犯人刚刚来到兰茨贝格监狱时，在字里行间所表达出的那些感情：“‘希特勒这样，希特勒那样’，‘我为大家争取到了这个’，‘我争取到了那个’——这就是我成天从这里的同志们口中听到的内容。……我受够了。……那是我最后一次同政治有牵连了。那些在外面成天高呼‘嗨尔！’的人可以用头撞墙了，与我无关。有一天，我从这里走出去时，我只关心工作、老婆和家庭。”其他犯人甚至开始对希特勒这位大人物本身表现出疑虑。“我没有任何怀疑，”在卡伦巴赫讲述的往事中有位犯人这样说道，“可是，嘿，即使是大老板也会犯错误，对吧？下一步该怎么办？”对于这些年轻人来说，前途渺茫，吉凶难测。

即使在赫斯所写的书信中也不再洋溢着对希特勒的崇拜之情，不再提及私下里阅读书稿的情形。他和希特勒之间发生了不愉快的事情。赫斯说他曾和希特勒“闹得很不开心”。更使情况变得雪上加霜的是，“莫里斯自然站在主人一边。虽然W（韦伯）和K（克里贝尔）不了解情况，但是这也不妨碍他们跳出来为那位‘从业者’辩护（他也许是优秀的建筑师和建造者，但是他对技术一窍不通，却总是因为技术上的缘故当面责备我）。”这些话就赫斯而言，有些尖酸刻薄，因为就在不久前他比任何人都要奉承巴结希特勒，而且后来又成为希特勒在掌管第三帝国方面极受信任的密友。目前尚不清楚使他们二人之间的关系产生裂痕的原因是什么，但显然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赫斯写道：“我们之间的关系变得越来越不好。”

希特勒在等待司法机关对他的假释做出进一步裁定的时候，还面临着另一件暂时没有着落的事情：《我的奋斗》一书的出版情况。到10月16日，希特勒已经写完书中那篇纪念在1923年11月9日暴动行动中阵亡的16名追随者的献辞，并且在上面签署了自己的姓名。这些阵亡追随者的姓名全部列出。还有唯一一位不幸身亡的旁观者，也被希特勒纳入“烈士”名单，作为纳粹支持者被载入史册。在献辞那一页上署名，意味着希特勒已经写完他那部约为370页的书稿。他正在计划写第二卷。有一部分书稿已经送到了希特勒的出版商马克斯·阿曼手里。但是阿曼却遇到了麻烦：手里没钱。

阿曼后来写道，“看起来似乎不可能筹集到所需要的资金”去出版那本书。5在恶性通货膨胀期间，图书市场已经崩溃，还没有完全恢复正常。此外，存有政治偏见的出版商，尤其是那些右翼出版商，特别依赖大规模集会来宣传推销自己的出版物。发生啤酒馆暴动以后，纳粹党以及其他民族主义团体均遭到查禁，大规模集会也不再举行。出版商尤利乌斯·勒曼写道：“无数出版公司倒闭，许多报纸纷纷停办。宣传民族主义思想的出版物销声匿迹，因为可以销售这种出版物的大规模集会已经不再举行了。”6

在要塞监狱二楼，唯一一件可用来摆脱秋季抑郁情绪的东西又是由希特勒那位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的天使——海伦娜·贝希施泰因赠送的。这一回所赠礼物是一架留声机，还有许多唱片。“先听了一些轻柔的乐曲，然后又听了一些使人精神振奋的军队进行曲！”赫斯在寄给普罗尔的书信中这样写道，“华尔兹舞曲一遍又一遍地响起，仿佛人们在翩翩起舞。一个悦耳的声音在唱着舒伯特的《你是安宁》和理查德·瓦格纳的《痛苦》。如果闭上眼睛，暂时可以忘记身在何处。”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