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康有为鼓吹变法（第2/3页）

戊戌政变是维新运动的结果，维新运动可以说是康有为所一手促成的。康有为的维新运动是自上而下，方法是上书皇帝。康第一次上书是在光绪十四年（1888年），那时他应顺天乡试落第，于是上书请变成法。这篇文章约6000字。当时清廷都是些顽固保守分子，只有国子监祭酒盛昱、翰林院编修黄绍箕、刑部主事沈曾植和光绪的师付翁同龢很赞同康的意见，但大臣们都没有胆量把康的文章递上去。到了光绪廿一年（1895年）康以举人身份入京会试，正值甲午战后中日议和，他联合了1200位举人，费了一天一晚的时间起草一个万言书，内容是反对和议，迁都再战。重要条目是：下诏鼓天下之气，迁都定天下之本，练兵强天下之势，变法成天下之治。这封书亦未被转上，可是，却传遍了北京城，就是有名的“公车上书”。公车上书的第二天会试发榜，康中进士第五名，殿试降二甲48名，授职工部主事。他再起草一个奏疏，请及时变法，富国养民，教士治兵，求人才而慎左右，通下情而图自强。这奏疏由都察院转递，终于被光绪看到了，非常感动，命抄四份，一份呈西太后，一份留军机处并分发各省督抚将军，一份存乾清宫，一份存勤政殿。由于这次奏疏被光绪赏识，康乃再上一个奏疏，主张设立议院，下诏求言。这次奏疏都察院不肯转，工部衙门也不肯转。可是康的议论已被翁同龢所欣赏，特地找康谈变法，又把康的著作都拿了去看。由于翁是帝师，又兼军机大臣，和光绪皇帝最亲近，翁因此常把康的变法维新思想向光绪灌输。光绪的倾向变法，这时已开始了。

光绪廿一年（1895年）六月，翁同龢得到光绪皇帝的同意，令陈炽起草实行新政的诏书12道，准备陆续颁布，但怕慈禧和一班守旧大臣反对，于是去说服恭亲王奕山作主颁布。奕不肯同意，事情便搁了下来。这时清廷的守旧派都很不欢喜乱上书的康有为，大学士徐桐、御史褚成博都上奏劾他，陈炽、沈曾植劝康有为暂离北京，康乃于八月底出京回粤。第二年慈禧杀太监寇良才，杖责珍、瑾二妃，太后和光绪之间的关系势成水火，变法维新是完全谈不到了。

光绪廿三年（1897年）冬天，德人强占胶州，康有为又赶到北京上了一个很长的奏章，陈说国际形势和当前中国处境，提出几个要点：（一）实行君主立宪。（二）整顿吏治与财政。（三）实行新式教育政策。（四）兴办社会福利。（五）振兴工商事业。（六）听任疆臣各自变法。（七）仿效俄法日以定国是。这篇洋洋大文不仅传遍北京，连上海的报纸也刊载出来了。

由于上述这篇奏章震动了朝廷上下，光绪本想召见康，但奕说：“本朝成例四品以下官吏不能召见”，于是乃改为大臣代表皇帝传康到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谈话。

光绪廿四年（1898年）正月初三日下午三点钟，康有为和当时清廷著名大臣李鸿章、翁同龢、荣禄、廖寿恒（刑部尚书）、张荫桓（户部左侍郎）等会见，地点是在总理衙门西花厅。这是一幕精采的辩论会。荣禄说：“祖宗之法不能变”。康有为答：“祖宗之法是为了治理祖宗的土地，如今祖宗的土地都不能守，则还守什么祖宗之法？举例来说：现在谈话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也不是祖宗时候就有的，因时制宜是适应需要。”他的回答驳倒了荣禄。廖寿恒问：“变法如何着手？”康有为答：“应从改革法律官制入手。”李鸿章问：“那么六部可以尽撤，则例可以尽弃吗？”康有为答：“法积久而弊生，而且今昔异势，现在的法律官制实在应该改弦更张，就是一时不能全改，也应斟酌情形逐步更改，这样才能推行新政。”接着他从政治谈到经济财政，又说日本因仿效西洋维新而富强，如今制度已很完备，中国和日本邻近，应该向日本学习。这次谈话由三点钟谈到天黑才散。

第二天翁同龢把谈话情形报告光绪，光绪又要召见康，恭亲王主张叫康先条陈意见，于是光绪命康具折上陈，并把康所著《日本变政考》、《俄大帝彼得变政记》一并进呈。康有为乃在正月初八日上了一个“统筹全局”的奏折，折中说：“现万国之势，能变则存，不变则亡，全变则强，小变仍亡……方今之病在笃守旧法而不知变……”然后举明治维新时的改革为证，要求光绪先做三大事：（一）大集群臣于天坛，诏定国是，除旧布新；（二）设上书所于午门，派御史二人收书，许天下士民上书言事；（三）设制度局于内廷，选天下通才数十人入直其中，皇上每日亲临，损益庶政。并于庶局下设法律、度支、学务、农、商、工、矿、铁路、邮政、电报、陆军、海军等12局。康并在著作的序文上警告清廷，如果不自动变法，等别人来变时，清朝就完蛋了，但如能自动地变，则清廷仍可以永远统治下去。在康有为的奏折里一方面强调变法可以富强，而变法又是非常容易。这些意见把年轻而有抱负的光绪皇帝完全打动了，他把康有为的著作和奏章都放在案头，天天翻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