卅六、袁唐分手（第6/6页）

袁复电：“近来会党名目，记不胜记，电文攻讦，百怪千奇，甚至以列名露面为荣，一予推求，便增价值，即鄙人亦常受各报界之丑诋。只以民气方兴，不欲压制，然村妇骂詈，自诩其能，此等放纵之恶风，势同传染，长此不戢，民德何存？应彻究由来，以为挟私败公者戒。已交内务部查明严禁矣。”

关于唐绍仪的去职，同盟会曾有下面二个重要电报，可以参考：

（一）北京中国同盟会本部6月23日致各支分部电：

“唐总理于（大月）十五日微行至津，此间人士不识真相，谣诼繁兴，人心颇为摇动。实则唐自就职后，因所抱政策多不能行，郁郁不得志，屡欲求去。其最近原因则因为王芝祥都督一事。王被举时，唐在南方力荐于总统，请加任命，总统允其请，招王来京。王至而总统又以他故派王赴宁整理军队。唐以王既被公举，又系南产，任为直督可借以融洽南北感情，消除统一之障碍。且在南方与本党要约在先，更难失信，坚拒不肯副署。适王君（六月）十四日出京，唐见事不可挽回遂浩然有去志。唐之此举不徒拥护共和，尊重信义，服从党见之点为晚近政客所难能，而就法律、政治上观之，尤有莫大之关系。民国《约法》采法国制，参议院为最高之机关，而国务院为责任之主体，总统所发布之法律命令及一切公文，皆须国务院副署。总统虽有任免文武官吏之权，而主张此项权力必待国务院之副署，始能发生效力，其实权握于国务员之手。总统之地位至巩固至尊严，除非常之事件外，对于参议院不负责任，惟国务员则常立于被指斥弹劾之地位。《约法》既予以重大之责任，则其所以监督之者不可不严也。副署之权若可放弃，则国务院不过总统之器械，责任内阁之大义湮矣。唐以主张《约法》上之特权之故，不惜以国务员之地位为保障之代价。吾人闻之当如何崇仰效法。至其始则委曲求全，继见事不可为，内断于衷，决然舍去，断绝葛藤，态度之严正果决，方之东西大政治家实无愧色。或以其身为总理，不告而行，似嫌手续有关，不知唐之行在星期六，已将一切事务部署就绪，次日为星期，例得休息。总理虽为国民公仆非比囚徒，不能夺其行动之自由。星期一为国务例会，恐不能到会有碍政务，即电公府呈请病假，于手续并无不合。反对党吹毛求疵，百计中伤，倘吾党不察从而和之，适堕奸计，不得不详为报告。”

（二）同盟会本部7月1日为揭出唐总理野游原因致驻沪机关部电：

“唐总理自上礼拜六出京后，礼拜一由津来电，请假五日，不知者辄以为过，且谣诼纷兴，迄未能已。考此次实因唐总理以种种之障碍，莫能实行其所抱之政策，而又不欲悻悻然以去就决绝，故不得已循各国大臣野游通例。于十五、十六出游天津，借请假以为平和之退去，所处得体，无可訾者。今将种种原因揭出，以释当世之疑。唐总理自身任媾和以来，首以南北统一不分畛城为目的，次以整理现今之财政为最要策，故其结果南军着着退让，而孙总统之解职，参议院之北移，黄留守之撤兵销职，盖无一不出于开诚布公，而所约以柏文蔚督山东，王芝祥督直隶者，亦为调和之苦衷。袁总统皆临时异议，谓南军曾北伐，不可与相近，乃别思位置，欲强唐总理副署，唐数言之终不之听，竟将失《约法》上之副权，唐为保持民国计，为保持《约法》计，不能不退者此其原因一。财政总长熊希龄罔识外交，喜弄骗计，骄谩不才，稽核条件八款，几陷民国危亡之地，独断独行，目无总理，致唐之政策非特不得实行，而反受连带之累，此其原因二。此次内阁本非政党，政见既不无猜疑嫌忌，难以和衷共济，而奸狡者且肆其倾轧排挤，此种弊端实非民国幸福，责任内阁遂致徒托空言，此其原因三。外间不察，助以反对者之巧诋，致令是非颠倒，黑白不详，且有捏造外人书函以诬蔑唐者，丧心病狂莫此为甚。如此行为非污唐氏一人，直辱及民国全体，吾党爱中华民国，只求不愧对国民，至于无价值者可不必多与较量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