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六三、七总裁内讧（第2/4页）

9年3月29日军政府政务总裁伍廷芳及参众两院议长林森、吴景濂以反对岑春煊，悄然离粤赴上海。

伍廷芳的不辞而别，使军政府有点手足无措，并不是伍廷芳有什么重要过于孙、唐、唐三总裁，而是伍廷芳有他的价值，因伍兼任军政府的外交部长和财政部长。8年6月外交团取得北京政府的同意，以关税余款的百分之十三拨交南方军政府作为政费，这笔款项指定由伍廷芳签字具领，如今伍廷芳悄然去港，外国人只认签字，谁也无法冒签伍的签字，换句话说领这笔钱发生了极大的麻烦，这就是伍廷芳比其他总裁重要的地方。

同时伍廷芳经手领取的关税余款共五次，全数390余万元，除支付外，还存了180余万元。这笔钱在伍出走时也没有移交，全数携之而去。

伍这一着，比带了军队走还要凶，因为在当时的军政府，财政是最重要的一环。岑春煊赶回广州后立刻写了一封亲笔信，派专人到香港敦请伍回穗，岑在信中说了许多好话，只要求伍回来，无话不可谈，无事不可商。然而伍则坚决拒绝，任来人怎么恳求，就是不肯回去。

军政府只好发表公报：4月8日军政府政务会议解除伍的外交、财政两部长兼职，仍留总裁本职。同时谴责伍廷芳不告而行，既不接受劝告回省供职，又不办理移交。尤有甚者，伍携走了关税余款180万元，致使库空如洗，军政各费均无从应付。另一公报则宣布：政务会议议决免除伍廷芳外交、财政部长兼职，特任温宗尧为外交部长，陈锦涛为财政部长。陈锦涛未到任前，由次长文群代理部务。

伍廷芳这次携官印出走是第二次了，其第一次是在民国6年7月张勋复辟时，他携带外交总长的印信由北京到上海，仍然自居为合法的外交总长；这次也是一样，4月10日他在香港发出通电，宣布继续执行外交、财政两总长的职权。军政府除通电否认其职权外，并电请北京政府转告外交团，以后关税余款请直接解交军政府领收。

4月中旬，军政府在香港延聘律师控告伍廷芳卷款潜逃，伍也聘律师对抗。香港中外报纸大登特登。这一来大家都知道南方的军政府不只是四分五裂，根本是一息奄奄了。

这真是一件极可惜的事，对于南方军政府，因为这时正是北方直皖两系濒临破裂，战争一触即发，如果南方真的护法，团结一致，则北方的变局将使南方渔翁得利。不料南方也是一样，一方面滇粤军发生冲突，另方面军政府则四分五裂。相对的，北方也是自顾不暇，不能抓住这个机会来统一南方，如果这时北方直皖两系不是到了最后火并的时候，则用兵南方不难底定全局的。

对南方军政府最严重的，是国会议员也成批地不辞而别，甚至还带走了档案。4月1日，非常国会众议院副议长褚辅成去了香港，行前曾召国民党籍议员到香港集中，两院秘书厅在国民党议长指挥下，把两院档案卷宗全部打包叠好，分批运赴香港，这一来真是彻底地搬了家。使得广州的非常国会变成了真空状态。

4月3日，岑春煊风闻国会已搬空了，乃下令派宪兵前往两院搜查，果然发现国会重要文件全部已经运走，大为光火，因之派警察严密监视两院。

4月6日，留穗未走的国会议员召开联席会议，非国民党议员公推孙光庭为参议院主席，陈鸿钧为众议院主席，代行议长职权。同时通电宣布众议院议长吴景濂、副议长褚辅成、参议院议长林森等“带印潜逃，嗣后如假议长名义在外发表文电，一概认为无效。”

国民党籍议员在香港举行座谈会，会中讨论主题是把国会搬到什么地方？有的主张搬到云南，一部分则主张搬去上海。主张迁上海的人认为上海是皖系势力范围，而皖系对国民党日益表示好感，自不会干涉国会在上海集会。上海是全国重心，一举一动容易受人重视，耳目灵活，宣传的效果也很大。可是反对派则认为国会之所以播迁，就是因为受皖系军阀的迫害，当年就是皖系军阀强迫北京政府下令解散的，现在的安福国会也是皖系一手孕育出来的，因此国会再投奔皖系势力范围之内，未免太没有骨气了。所以这派人主张国会迁昆明。可是反对迁昆明的人理由也很对，他们认为云南僻处一隅，交通不便，国会迁滇无法号召，在政治上起不了广泛的影响。同时对唐继尧的态度也值得考虑，认为唐继尧在云南一向是关了门做皇帝，他是不是愿意欢迎这么多国会议员到昆明，也值得研究。

最后，主张迁沪者占大多数，于是伍廷芳乃把他所携出的公款发给每位议员赴沪旅费200元，另汇100万元存上海汇丰银行为国会迁沪后的制宪经费。在上海方面，孙中山和唐绍仪也担承另筹100万元支援国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