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查士丁尼对罗马法的改革及法典的编纂（第2/2页）

随后进行更为繁重的编纂作业，要从罗马法学家的决议、假设、质疑和争辩中，摘录出法学理论的精义。皇帝指派17位律师，在特里波尼安的领导之下(公元530年12月15日)，要超越前贤著作所涵盖的范围。如果他们能遵照命令在10年内尽其全功，查士丁尼对他们的勤奋一定会感到满意。结果他只花了3年就快速编成了《论法汇编》或称《罗马民法汇编》(公元533年12月16日)[53]，至于是获得赞许还是谴责，要看执法者运用得好坏而定。他们根据特里波尼安的图书馆搜集的资料，选出40位过去最有声望的法学家[54]，以及节录在50本作品里的2000篇论文，进过仔细统计，原有300万行或节的文句[55]，经过删节以后很合理地保留15万行。完成重大著作编纂的前一个月，先完成了《法学初步》，看来罗马法在编纂摘要之前，先完成基本原理才较为合理。皇帝赞同他们的工作计划，运用立法权批准这些平民的研究成果。他们对于《十二铜表法》、君主的《永久成规》、人民的法律以及元老院的敕令，完成注释，取代原书的权威，将原书视为无用的古老遗物，全部予以废弃。《御法集》《民法汇编》和《法学初步》被称为正式的民法体系，是法庭唯一能运用的法源，也是在罗马、君士坦丁堡和贝里图斯学院的唯一教学材料。查士丁尼把他的“永久神谕”告诉元老院和行省，完成这项伟大的工作使他感到非常自傲，同时装出虔诚的态度，把这一切归于上帝的启示和支持。

由于皇帝婉拒原创作品带来的虚名与嫉妒，我们仅能了解的状况是写作的方式、资料的选择和内容的精确，这些是编纂者不可或缺的德行。在形形色色的法律观念之中，很难指出哪些是他真正偏爱的，但是查士丁尼对三部著作所颁的谕令并不相同，有可能三部都没有讨到他的欢心，可以确定有两部不对他的胃口。在选择古老的法律条文时，他对前面的皇帝没有带着猜忌的眼光，而是抱着一视同仁的态度。参考的资料最早没有超过哈德良统治的年代，法律对异教和基督教只存在很小的差别，经狄奥多西的迷信所采用，经过人们的同意才被废止。但是《民法汇编》的法律体系所涵盖的时期大约是100年，从《永久成规》的编纂到塞维乌斯·亚历山大的逝世。在哈德良之前几任恺撒当政时的法学家，书里很少谈及，就是整个共和国时代也只不过提到三个名字。查士丁尼的宠臣(有人极力主张)害怕接触自由之光和严肃的罗马哲人。加图、几位斯卡埃沃拉和苏尔比西乌斯的作品充满纯正和淳朴的智慧；特里波尼安却援引与他更意气相投的精神，叙利亚人、希腊人和阿非利加人都拥到皇家的宫廷中，将拉丁语当成外国语言来学习，视法律为赚钱的行业。

查士丁尼大臣[56]所接受的指示，是要努力工作，尽快为帝国的臣民谋取福利，而不是研究古人的学问，满足对知识的探求。他们的责任是要选出罗马法最适用的部分。古老共和政体分子所写出的作品不论多么渊博和卓越，已经不再适合习俗、宗教和政府的新体制。即使西塞罗的老师和朋友仍旧活在世间，我们会坦承除了语言能够保持精纯以外[57]，原有的极为优秀的素质已经被帕皮尼安和乌尔比安的学校所超越。法律这门人文科学要靠时间和经验的累积，所以发展的进程非常缓慢，越近代的作者自然可以掌握方法和史料的优势。两位安东尼皇帝在位时，法学家研究先辈的作品，他们所具有的哲理素养会缓和古代的严刑峻法，简化审判程序的形式，从敌对派系的嫉妒和偏见中抽身而出。

现在要选择最具权威的著作来编纂《民法汇编》，完全依靠特里波尼安的正确判断。即使权柄操之在上，也不会免除他的神圣责任，那就是一切的作为要真实和忠诚。查士丁尼是帝国的立法者，他可能撤销了安东尼时代的法案，或是谴责那时的自由原则有煽动作用，然而这些原则仍为最后的罗马律师所维护。过去的事实存在于专制政体所不及之处。当皇帝使完整无缺的原文产生讹误；要把在他奴役统治下的文字和观念，铭刻上古老和受尊敬的名字，使人误以为是古人的作品[58]；或者用权势的手，查禁那些纯正和可信的抄本，不让他们表达自己的意见和观念，那么皇帝就犯下了欺骗和伪造的罪行。特里波尼安和他的同事所实施的修订和篡改，用统一内容做借口为自己辩解，以获得宽恕，但是他们还不够仔细和小心，《御法集》和《民法汇编》有很多地方自相矛盾，仍旧可以用来考验现代法学家的耐性和功力。[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