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东部的混乱局面以及“和谐论”和“三圣颂”(451—518 A.D.)

在利奥一世和马西安正统基督教义的统治之下，希腊人和埃及人的心情大不相同。虔诚的皇帝用军队和诏书的强制力量作为信仰的象征，500位主教凭着良心和荣誉宣称，卡尔西顿大公会议所制定的信条，已经获得合法的支持，必要时为之流血牺牲亦在所不惜。正统教会很满意地提及，同样的宗教会议让聂斯托利派和一性论者都很厌恶[330]，但是聂斯托利派并不怎么恼怒，何况他们没有强大的实力做后盾，一性论者天性顽固而且情绪狂暴，东部为之动乱不安。耶路撒冷为僧侣组成的军队所占领，他们打着一性化身的幌子，抢劫、纵火、杀戮，无恶不作，基督的坟墓为鲜血所玷污，喧嚣的叛徒防守城门对抗皇帝的军队。狄奥斯科鲁斯受到黜免和流放以后，埃及人仍然把他当成精神上的父亲怀念不已。对于卡尔西顿的神父所安排的继承人，他们视为篡夺者而深表痛恨。

普洛特里乌斯的宝座有2000名士兵给予支持和保护，他发动一场历时5年的战争来对付亚历山大里亚的人民，等到一传出马西安死亡的信息，他便成为民众宗教狂热的牺牲品。复活节的前三天，教长被包围在主座教堂，最后在洗礼室受害。支离破碎的尸体被投进烈焰之中，骨灰被风吹散带走。传言有一位天使用幻象来激励此一正义的行动。有名充满野心的僧侣以“大猫”提摩太之名[331]，继承了狄奥斯科鲁斯的职位和观念。这种为祸甚烈的迷信偏见受到报复的信念和行动的刺激，又在两派之间燃起漫天的火焰，为了坚持形而上的争端，竟然有数以千计的人员被杀。无论是哪一阶层的基督徒，都被剥夺社交生活的实质享受，失去洗礼和圣餐的无形利益。当时有个光怪离奇的神话，对于那些相互残杀或伤害自己的宗教狂热分子，或许可以掩盖受到隐喻的真相。一位态度严肃的主教说道：

韦南提乌斯和塞莱里出任执政官的那一年，亚历山大里亚和全埃及的人民，都陷入奇异和残暴的疯狂状态。无论是官员还是平民、奴隶还是市民、僧侣还是教士，以及本地人士，只要反对卡尔西顿的大公会议，都丧失了说话和思考的能力，像狗一样狂吠不停，用牙齿撕裂自己手臂上的肉。

30年(451—482 A.D.)的动乱终于产生了芝诺皇帝著名的“和谐论”，在他和阿纳斯塔修斯的统治期间，东部所有主教都签名支持，要是有人违犯或破坏此一有益全民的基本法，将会受到免职和流放的惩处。教士看到一个俗家人物不自量力，竟敢阐释有关信仰的条文，只能在下面偷笑或是发出几声叹息。然而要是他愿意屈就这一受人羞辱的工作，那么他的思想中便不是那么充满偏见和私欲，而官员的权威也只有在人民的通力合作下才能维持下去。在教会的历史记录中，芝诺的地位没有受到藐视。阿纳塔修斯用开阔的胸襟说过：“皇帝要尊重自己的身份，不要去迫害基督的崇拜者和罗马的市民。”我也没有发觉其中有摩尼教派或优迪克派的罪行。埃及人对“和谐论”最感兴趣，然而我们那些正统基督教会的学者，他们心怀成见和猜忌，也不可能发现其中有任何差错之处。“和谐论”能够精确代表正统教会“道成肉身”的信念，没有采用或接受敌对教派的特殊用语或教义。发布严正的宣告要将聂斯托利和优迪克从教会开革，也要用来对付所有的异端邪说，他们分割基督、混淆基督或是将他说成一个幻影。圣西里尔的纯正体系以及尼斯、君士坦丁堡和以弗所的信仰，并没有将“性质”这个字眼限定数量和条件，他们对这方面秉持肯定的态度。但是这个题目并没有屈从第四次大公会议，就算在卡尔西顿或任何地方提出过，仍然受到一切敌对理论的谴责和排斥。在这种暧昧不清的状况下，上一次宗教会议的敌人和朋友，在沉默中又联合在一起。最重理性的基督徒默许这种宽容的模式，然而他们的理性显得软弱无力而又摇摆不定，顺从的态度被激昂的同教兄弟视为怯懦和奴性的表现。

在垄断人类的思想和言语这种问题上，要想保持严格的中立极其困难，一卷书、一篇布道词或是一段祈祷，都会点燃争论的火焰，教会内部的纽带不断被主教的私人仇恨割裂又接续起来。从聂斯托利到优迪克的那段间隙，被1000种不同的语言和意见填满。埃及的平等派和罗马的教皇虽然势力悬殊，倒是有同等的勇气，分别据有神学等级的两个极端。平等派没有国王和主教，脱离亚历山大里亚教长的管辖已有300年，没有受到卡尔西顿大公会议的谴责，亚历山大里亚后来又接受君士坦丁堡的圣餐仪式。不过这件事并没有获得该次大公会议的正式批准，君士坦丁堡的教长被教皇施以革出教门的处分。他们这种毫不妥协的专制作风，使得最正统的希腊教会也罹患精神传染病，否定或怀疑他们领受圣体的合法性。[332]有35年的时间，他们煽动着东部和西部的分裂，直到最后抹去了世人对四位拜占庭教长的记忆，这些教长竟敢反对圣彼得的最高权威。[333]在那段时间之前，君士坦丁堡和埃及不稳定的休战协定，被敌对高级教士的宗教狂热破坏。马其顿尼乌斯被怀疑是聂斯托利派异端，受到免职和流放，却还能肯定卡尔西顿大公会议的成果，然而西里尔的继承人花了2000磅黄金的贿款，买通大家来推翻会议的决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