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希腊与拉丁教会的分合以及各教派的状况（第3/8页）

聂斯托利派用海陆并进的方式进入中国，在广东的海港和西安的北部居住区。[363]中国的官员不像罗马的元老院议员，罗马的议员会见祭司和占卜这类人物时会面带笑容，中国的官员在公开场合装出哲学家道貌岸然的样子，私下对流行的迷信不论哪种方式都表现出虔诚的态度。他们虽然混淆了巴勒斯坦和印度的神明，却对其推崇备至，基督教的传播唤醒了这个国家的猜忌心理，经过短时期变幻无常的命运安排，外国的教派先是受到恩宠，接着面临迫害，终于在无知和遗忘中消灭殆尽。[364]

在哈里发的统治时期，聂斯托利派的教堂从中国散布到耶路撒冷和塞浦路斯岛，他们的人数加上雅各派的信徒，远超过希腊和拉丁的全体教友。他们有25位都主教组成的教阶制度，但其中有几位免除出席宗教会议的责任，因为路程非常遥远且危险，在比较容易的条件下，每六年要向巴比伦的总主教或是教长，证实他们有虔诚的信仰和绝对的服从，一个不明确的称呼还继续用在塞琉西亚、泰西封和巴格达的皇家席次上。这些遥远的分支经过长时间的发展已经枯萎，古老教长所形成的主体现在分为几个部分：摩提尔的以利亚几乎是直系后裔，是真正和原始的继承代表；阿米达的约瑟夫已经与罗马教会和解；还有就是凡恩或奥米亚的西蒙，在16世纪时，波斯的索菲斯带领4万户家庭发起大规模叛变。聂斯托利派的整个团体有30万人，名义上是迦勒底人或亚述人，经常会与古代东部最博学和最有势力的民族混淆而分不清楚。

根据古代的传说，圣托马斯在印度宣扬福音。[365]公元9世纪末叶(883A.D.)，他那位于马德拉斯附近的神龛，阿尔弗雷德的使臣用虔诚的态度前往拜访，带回一船的珍珠和香料，用来酬谢英国国君的宗教热忱，其实阿尔弗雷德急着想要完成贸易和发现的重大计划。[366]葡萄牙人首先打开前往印度的航路时，圣托马斯的基督徒定居在马拉巴尔海岸已有很多世代，他们的特征和肤色所产生的差异证明他们是混血的外国种族，无论是武力、技艺还是品德都优于印度斯坦的土著。农夫栽种棕榈树，商人因香料贸易而致富，士兵的地位要高于马拉巴尔的贵族。交趾的国王与扎摩林本人基于感激或畏惧，对他们的继承特权都非常尊敬。他们承认印度的国君，然而就统治而言，基于尘世的考量，全部归于安加马拉的主教。他仍然坚持自己印度都主教的古老头衔，真正的审判权则由1400所教堂执行，有20万人的心灵和信仰要委托给他照顾。

他们凭着宗教认为可以获得最坚强最亲切的盟友葡萄牙(1500 A.D.)，但是宗教法庭检察官很快洞悉状况，认为圣托马斯的基督徒犯下异端和分裂的不可饶恕的罪恶。罗马教皇这位地球上精神和世俗的君王，并不被他们承认，他们还是像祖先那样，坚持要成为聂斯托利派教长的教友。主教在摩提尔接受圣职，要越过危险的海洋和陆地抵达他们在马拉巴尔海岸的教区。他们自古沿用叙利亚礼拜仪式，用虔诚的态度推崇狄奥多尔和聂斯托利的名字，将基督的两个位格结合起来举行礼拜。“上帝之母”的头衔对他们而言是一种冒犯，对于圣母玛利亚所给予的誉荣极其吝啬，就拉丁人的迷信看来，却几乎将她提高到女神的位阶。当她的画像首次出现在圣托马斯门徒的面前，他们非常气愤地叫道：“我们是基督徒，不是偶像崇拜者!”那种极其单纯的虔诚只要有古老的十字架就能满足。

自从分开以后不知道西方世界的进步或是堕落已经有千年之久，他们的信仰和行为从公元5世纪以来保持稳定不变的状态，怀有偏见的罗马天主教徒或是新教徒会同样感到失望。罗马来使最关心的事情是要截断他们与教长所有的联系管道，有几位主教毙命在神圣职位所设置的监狱里，葡萄牙的武装力量、耶稣会修士的阴谋诡计、果阿总主教亚历克斯·德·美尼泽斯视察马拉巴尔海岸，再加上他的宗教狂热，一起冲击没有牧羊人的群众。他主持戴佩尔的宗教会议，以完成重新统一的神圣工作，要把罗马教会的教义和戒律用严苛的方式强加在他们的身上，连他们对神父的秘密忏悔都不放过，这也是教会施用酷刑最强有力的工具。他们诋毁狄奥多尔和聂斯托利生前所建立的名声，在教皇以及总主教的统治，以及耶稣会修士在侵入安加马拉或克朗加诺的教区以后的统治之下，马拉巴尔受到欺凌压榨，民不聊生，忍受了60年(1599—1663 A.D.)的奴役和伪善。

荷兰人的勇气和勤勉动摇葡萄牙帝国的基础时，聂斯托利派的信徒就靠着活力有效维护祖先的宗教。耶稣会修士无法保有他们滥用的权势，4万名基督徒组成的大军兵锋直指正在没落的暴君，印度副主教暂时僭用主教的职权，直到巴比伦的教长派来新接任的主教以及叙利亚的传教士。自从赶走葡萄牙人以后，聂斯托利派的信条能够在马拉巴尔海岸自由地传布。荷兰和英格兰的贸易公司是拥护宗教宽容的友人；但是如果压迫只是带来藐视而并非屈辱，圣托马斯的基督徒也有理由抱怨他们欧洲兄弟的漠不关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