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除了胜、败，战争还有许多迷之细节

武王伐纣，日子不确定

商纣王后期，昏庸无道，过着穷奢极欲的生活。他耗费巨资建鹿台，造酒池肉林，致使国库空虚，又听不进任何反对意见，杀贤臣、宠小人，渐渐失去人心。这时候，周武王伺机而动，联合西方11个小国会师孟津，对商朝发起了进攻。周武王在进军到牧野的时候，举行了誓师大会，他列举商纣王的诸多罪状，鼓动军队与商纣王决一死战。牧野离朝歌仅70里距离，直到此时，商纣王才意识到了自己的危险。他停止享乐，召集诸大臣商议对策。由于此时商朝的军队主力不在都城，一时也调不回来，纣王只好将大批的奴隶和俘虏组织起来派到了牧野。由于这些奴隶和俘虏非常痛恨纣王，所以一到牧野，他们就集体倒戈转而杀向纣王。纣王当然无法抵挡，在牧野大败，连夜逃回了朝歌。自知无力回天的纣王登上鹿台放火自焚，周武王攻下朝歌。这就是著名的武王伐纣。

武王伐纣发生的时间处于商周交替，是中国历史年代的一个关键点。但是由于那个时代史书的编纂只记王不记年，所以关于武王伐纣的具体时间，一直存在争议。史学家们众说纷纭，但是却都无法给出有力的佐证。时至今日，关于武王伐纣的时间，史学界提出的说法不下20种，但是说法越多，越让人觉得扑朔迷离。

历史学家胡厚宣曾在《古代研究的史料问题》中列举了史学界对武王伐纣年代的一些说法，基本都集中在公元前1130年到公元前1047年之间。在胡厚宣所列举的这些年代里，影响最大的应该是日本天文学家新城新藏提出的前1066年的说法，他所提出的这个年代曾被范文澜的《中国通史》和齐思和的《中外历史年表》等采用。除此之外梁启超所提出的前1027年的说法也曾在史学界流行一时，他主要是根据《史记·周本纪》裴因《集解》所引的年代推算的，他的说法曾被陈梦家的《西周年代考》、郭沫若的《中国史稿》、翦伯赞的《中国史纲要》等引用。

之后，关于武王伐纣的时间问题又有过好几种说法。1979年黄宝权和陈华新提出武王伐纣发生在公元前1029年。之后不久，天文学家张钰哲根据《淮南子·兵略训》结合对哈雷彗星出现历次时间的推断提出是前1057年。1981年，何幼琦通过对《小孟鼎》和《瘦赢鼎》铭文的研究，提出了前1039年的说法。

在何幼琦提出前1039年的说法之后，赵光贤连续发表了好几篇文章，推翻了他之前所认定的前1057年说，而提出了前1045年的说法。他找了非常多的资料为自己的观点进行论证，其中包括古本《武成》、今本《逸周书·世俘》、《尚书·召浩》、《尚书·顾命》、金文《何尊》、《令彝》、《小孟鼎》、《五把卫鼎》、《九年卫鼎》等。1990年4月21日，北京文物局召开了新闻发布会，会上，北大教授侯仁之就采用了何幼琦所提出的这种说法。

1995年，“夏商周断代工程”被列为“九五”重大科研项目。5年之后，发布研究成果的时候，研究者们提交了一个范围和三个结果。一个范围是前1050年至前1020年，而三个结果则是前1046年、前1044年和前1027年，其中研究者们最倾向于前1046年。而曾参与研究的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副研究员李勇最近又对这种说法提出了质疑。经过对一些资料的研究和分析，他认为武王伐纣的年代范围应该为前1040年至前1030年。他坦言，尽管这一结果可能不是绝对的，但是他首创的两种新的天文年代学方法却一定能在类似的研究中起到非常大的作用。

上古时期史料的匮乏，给今天史学界对武王伐纣年代问题的研究造成了许多的困难，以至于史学界至今依然难以统一说法。

秦始皇的兵工业太先进了

河南省西平县是战国时期韩国的遗址，考古人员在这里发现了大量古人炼铁的遗迹，这些遗迹证明铁器的生产在当时的韩国已经有了一定的规模。然而，从秦始皇陵中出土的四万件兵器却都是用青铜铸成的，这有点让人匪夷所思。

关于荆轲刺秦，《史记》中有这样一段描述：

轲既取图奉之，发图，图穷而匕首见。因左手把秦王之袖，而右手持匕首揕之。未至身，秦王惊，自引而起，绝袖。拔剑，剑长，操其室。时恐急，剑坚，故不可立拔。

是说荆轲拿着匕首刺秦王，秦王绕柱逃跑，试图拔剑反击，但是因为剑太长，没有拔出来。青铜材料非常容易折断，所以青铜剑不宜做得太长。秦国人难道连这么简单的道理都不懂吗？

1974年，考古人员在秦始皇陵兵马俑坑中发现了大量兵器，通过这些兵器，人们逐渐了解秦军强大的秘密。在这些兵器中，有一把青铜铸的长剑，它的长度超过了91厘米。可见，司马迁在《史记》中对秦王拔不出剑的解释是有一定道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