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派遣

我们对狗开枪。那不是意外，而是故意的，我们称之为“史酷比行动”。我是爱狗之人，这件事在我心里挥之不去。

第一次是本能反应。我听见奥利瑞说：“天啊！”然后视野里出现一条褐色的瘦骨嶙峋的狗，它舔着血，像它平常从碗里喝水一样。虽不是美国人的血，但毕竟是条狗在舔着人血。我想那是压弯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之后我们杀起狗来再无顾忌。

当时你没有时间想这些。你脑子里想的是谁在那房子里，他配备了什么武器，想怎样把你干掉；你还担心着自己的弟兄。你端着550米射程的步枪，一个街区一个街区地扫过去，常常在一间屋里就能干掉好几个人。

等到总部让你休整时，这些念头才会冒出来。因此，你并不是直接从战场回到杰克逊维尔[1]的商场。派遣任务结束后，他们先把我们送到沙漠中的后勤基地阿尔·塔卡德姆，让我们稍微“解压”。我不确定这个词到底是什么意思。我们猜“解压”意味着在浴室里一次次地手淫，抽很多烟，玩命打牌。然后他们把我们送到科威特，乘民用客机回家。

就这样，之前你还在绝不是他妈开玩笑的战场，现在却坐回到舒适的座椅上，盯着头顶上吹出凉风的空调孔，心里嘀咕：“这他妈怎么回事？”和其他人一样，你的双膝间架着步枪。有些海军陆战队员还随身带着M9手枪。你们的刺刀却全被收走了，因为飞机上禁止携带刀具。虽然洗过澡，你们看上去还是又脏又瘦。每个人都眼窝深陷，迷彩服破烂不堪。你就坐在那儿，闭上双眼，开始回想。

问题是，你的思绪总是无法连贯。你不会去想：噢，我做了A，接着是B，然后C，然后D。你试图想家，眼前却出现叛军虐囚室的场景。你看见柜子里的肢体残片和那个关在笼子里的智障。他叫起来就像只鸡，脑袋已经萎缩到椰子大小。过了好一会儿你才想起医生曾解释说，那帮人往他脑袋里灌了水银。想想似乎也讲不通。

你看见自己几乎丧命的那些时候曾见过的画面。破碎的电视机，还有那个穆斯林的尸体。血泊中的艾科尔茨。中尉对着无线电大喊。

你看见那个小女孩——柯蒂斯在一张桌子里发现了她的照片。第一张照片里，是个漂亮的伊拉克儿童，七八岁左右，光着脚，穿着美丽的白裙子，一副初次领圣餐的打扮。下一张照片里，她穿红裙、高跟鞋，化了浓妆。再下一张，同样的红裙，脸上已满是污垢，手握一支和她自己差不多高的枪。

我试图想些别的事，比如我的妻子谢丽尔。她肤色白皙，手臂上长着细小的深色汗毛。她总觉得丢人。但那些汗毛很软，很精致。

一想到谢丽尔我便忍不住愧疚。于是我会想想埃尔南德斯准下士、史密斯下士，还有艾科尔茨。艾科尔茨和我情同手足。一次我们曾携手救下一名陆战队员。几星期后，他翻一堵墙的时候，叛军忽然从一个窗口冒出来，一枪打中了他的后背。

我就想着这些。我看见那个智障、小女孩，和要了艾科尔茨命的那堵墙。可我要说的是，我想了很多，很多，那些操蛋的狗的事情。

我也会想起我的狗，维卡。想起当时在流浪狗收容所，谢丽尔说，应该领养一条老一点的狗，因为没人要它们。想起无论我们教它什么最终都是徒劳。想起它如何呕吐，吐出那些原本就不该吞下的东西。想起它自知犯错地夹着尾巴低下头，蜷起后腿溜走的样子。想起我们领养它两年后它的毛色开始变得灰白，脸上的白毛多得活像一丛胡须。

就是这样。一路想着维卡和史酷比行动，在回家的路上。

或许你为杀人做好了准备。你用人形靶练习过，觉得实战也没问题。当然，我们也用所谓的“狗靶”练习。四号靶形，但它们看上去却一点不像那些操蛋的狗。

杀人其实也不容易。初出茅庐的陆战队员总以为自己是兰博，但这事可不是他妈的开玩笑，只有老手才做得来。通常如此。那次我们发现一个濒死的叛军，喉咙里咯咯作响，口吐白沫，浑身颤抖，情况不能更糟了，你知道。他的胸腔和骨盆被7.62毫米子弹击中，眼看就要断气，但带队的副连长还是走上前，抽出卡巴刀，划开了他的喉咙。他说：“还是用刀杀人好。”士兵们面面相觑，仿佛在说：“这他妈开玩笑吧？”没人预料到副连长会有这一手。但新兵们早晚都得见识。

在飞机上，我也想起这些。

想想还真可笑：你手握步枪坐着座椅上，身边却一颗子弹也没有。随后飞机在爱尔兰降落加油。舷窗外浓雾弥漫，一个鬼影都看不见，但你知道：到了爱尔兰就一定有啤酒。航班机长是个没当过兵的混蛋，居然一本正经地宣读起军规：回到美国本土前你们仍视为在岗，因此禁止饮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