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拼乌加河 ——一个抗日老兵的回忆

上世纪50年代后期，我的祖父因为“历史问题”在北京西郊的老爷山农场果木队劳动。这算是服刑？法院没判你有罪，可你又没有行动的自由。这种糊涂账在特定时代比比皆是。

他所在的地方叫做龙泉寺，今天是北京市有名的矿泉水产地。老爷子晚年曾经自嘲，说如果不是那十几年的体力劳动和好空气，恐怕还活不到这么大岁数。

虽然有好空气，毕竟是管制劳动，生活条件非常艰苦，特别是1960年前后，三年困难时期。果木队的头儿姓赵，教大伙儿捞河草喂兔子，开始大家都不信服，兔子吃河草吗？姓赵的说：“打小日本儿的时候，没粮食，我们就这么干过。”

当时大家就偷偷传，说姓赵的是老八路，因为乱搞男女关系给管制的。

后来才知道，他根本不是八路，而是国民党傅作义部三十五军的汽车营副营长，新保安被俘，释放后参加绥远起义，以后因为“特嫌”又被抓了起来。姓赵的在农场沉默寡言，批斗就认罪低头，因为“老实”才作了犯人头。

到了“文革”的时候，就没那么容易过关，红卫兵到农场来揪斗他，拿劈柴、砖头打，一次下来，就打了个半死。第二天再来，打完了放在炕上趴着，顺嘴角嘀嗒血。

红卫兵走了，我爷爷给姓赵的喂水喝，姓赵的说我可能过不去这个坎了。我爷爷劝他挺着，找来找去，把自己的一瓶云南白药给了他，把那颗红丹给他吃了。云南白药的红丹真是神奇，他果然活了下来。

我爷爷1968年回了家。到了80年代，姓赵的忽然来家找我爷爷，说自己上访，平反了。爷们儿，多亏你那次救了我，不然哪有今天？我爷爷听说他平反了，很高兴，晚上就请他喝酒。

就在廊子底下摆个小桌，酒到半酣，姓赵的再三相谢，我爷爷过意不去，说那不是我救你，是云南白药。

姓赵的半晌无言，最后叹口气说，唉，是那云南白药啊。我本来自己也不想活了，捏着你那瓶白药我心里闷啊，越想越难受。姓赵的说，我想起来当兵打日本的时候，我们急救包里就是云南白药，是打完百灵庙曲家药厂捐给我们的，每个兵一瓶，救命的。我捏着那个药瓶我就想，小日本儿那么凶都没要了我的命，我能就这么死了吗？

你真打过日本鬼子啊？

当然了。说着姓赵的撩起衣服来给我爷爷看，左边胸腹之间，一块花花的皮肤，像个巴掌一样，劳动的时候大家就见过，但谁也不知道他是怎么伤的。

你怎么伤的？

姓赵的也不把衣服掖上，反手解开了领口，伸手拿过酒瓶子来，闷头喝一大口，眼泪哗哗地流下来，用袖子擦，袖子一放下来，哗哗又流下来，再擦，就没了眼泪，再喝一大口，眼睛就发亮。反复几次，越喝，眼睛越亮，终于一仰脖统统灌了下去，闭闭眼，说：

“在绥远（内蒙）打的，那一仗我们打死他一个中将，死鬼子丢在野地里喂狼，春天过完了还没吃完……”

以下，就是姓赵的对那一仗的叙述，那时候，他是傅作义一〇一师的辎重连长。

那一次傅老总要打五原啊，打五原急火星孙岚峰是总指挥，袁家三兄弟里的袁庆荣是前敌总指挥，安春山安小个子打先锋。怕鬼子增援，让我们一〇一师打阻击。能不能打下五原来，关键看阻击。

鬼子打仗和我们不一样。我们守城，一个师一个团你就守这座城，守不住你就撤，换个地方再守。鬼子兵少，他一个地方放的人少，可是有公路连着，你一打，他就来了。一来就是好几千，有坦克有飞机，所以看着他人少，打起来可不少。

我们军长董武穆，他特别会守，傅老总就让他打阻击。

有办法就是有办法，打阻击他先不让我们挖工事，带了一个师急行军直奔乌加河。那边孙岚峰一动手，这边就把日本人架在乌加河上三座桥全给打掉了。已经开了春鬼子渡河增援不能从河面上过来，打掉了桥，我们就好守多了。

你说鬼子怎么就那么容易让我们把桥炸掉？因为傅老总的部队有传统的，一有行动所有军官都关禁闭，不让和外边通消息，所以汉奸没法向日本人报告。半夜我们就埋伏好了，电话线拖出去。后半夜傅老总一声令下，就打了。夜袭是三十五军的老把式，战防炮立起来打，机关枪一扫，守桥的鬼子根本来不及抵抗。工兵把准备好的炸药往桥上一放，轰一响，大桥崩起来一百多尺高，包头来的鬼子援军还没出城呢。

天一亮鬼子援军就来了。隔着河一看，天，坦克铁甲车一大溜，不先把桥炸了这个仗没法打！

就是这样也不好打啊。五原打得一锅粥，鬼子急啦，炮弹打的那叫密，打完了就划着筏子往河这边冲。我们打他的筏子，岸上的鬼子就用机枪压我们。一交手就伤了一个团长，死了一个营长。三十五军的干部都穿和士兵一样的军服，不然死的还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