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 记

恨不抗日死，

留作今日羞。

国破尚如此，

我何惜此头。

少年时，最让我感到震撼的一首诗，并不是诗人写的，写诗的是一个杀伐一生，最后死在自己人枪下的中国将军，他的名字叫作吉鸿昌。而这首诗，也第一次让我从内心深处感到了那一代中国人，于危亡之际，怎样痛切地看着他满目疮痍的祖国。

我的老家是河北，在那片土地上，八路军中的精锐——冀中十七团、十八团曾威震幽燕，日军的铁蹄，也曾蹂躏过那里每一个县城。

今年已经97岁高龄的原河北高法孙光瑞院长，是这样描述当年的岁月——

“5月一天，我和李玉光和张冠军两位区长在一个村子中开会，突然村子中来了许多鬼子和伪军，将我们堵在一个院落之中。该院子只有一个北房，无处可藏。于是我们将文件藏在砖垛里，把二十响顶上火，然后我对李玉光和张冠军笑着说，今天咱交代了。就静等鬼子上门。”

我祖母曾说过一段远比传奇沉重的事情。她告诉过我，“孙光瑞的部队打鬼子，八路军招兵，招五百人，同时就要二百五十口棺材。一仗下来，村里各家不是军属就是烈属。可再招兵，还是招多少有多少！”

枪不如人，我们的先人，就是这样用他们的生命捍卫着今天我们能够作为一个中国人的尊严。

抗战，是中国近现代史中第一次对外敌入侵取得全面胜利的战争，也是中国军民付出代价最为惨重的一战。

一场决定民族生死的战争。

一场尊严与信念的战争。

因为工作关系，萨在1999年来到日本。今天的日本，已经不复旧日“大日本帝国”的凶悍。樱花、清酒、生鱼片寿司，静静的小街上走过弯腰驼背的老人，老龄化社会的日本，呈现出一种后工业时代略带萧条的平静。然而，走在大街小巷，依然可以看到当年那场战争留下的种种痕迹——都市中随处可见的慰灵碑、墓园中大片四棱尖顶的墓碑，都在无言地述说着对那场战争渐渐消逝的记忆。

日本的一个左翼政治家这样说过：“这些墓碑，比任何言辞更为深刻地警诫着日本不再走向下一场战争。”

促使我在日研究抗战史料的机缘，是一次到某个佛寺访问，偶然看到一个日军步兵少佐的墓碑。碑文说明，这个叫福井义的日本军官，1933年战死在齐齐哈尔附近。

这让我感到有些困惑。因为我的印象中，抗战是从1937年开始的，而东北军是一枪没放就丢掉了东三省。那么，这个日军少佐1933年怎么会“战死”在齐齐哈尔呢？

疑惑使对历史有些偏爱的我忍不住寻找这件事的真相。结果发现，日本陆军少佐福井义，是1933年年初在“讨伐马占山之役”中被击毙的。那时，正是马占山将军在黑龙江艰苦支撑的最后时刻。不久，这位弹尽力竭的爱国将领就被迫率部撤往苏联。出乎我意料的是，在找到的文献中，有日军和马占山将军所部交锋的大量史料和照片，如中国军队在电波状战壕中的坚守、双方的炮战、日军的伤员、葬礼等等。显示在日军侵占黑龙江的过程中，中国军队显然进行了艰苦顽强的抵抗。这些，都是在国内的时候不曾见到的。

而这次寻访中，又发现另一个令我惊讶的事实，那就是日本现存的文献中，保留了大量侵华战争的有关资料，包括照片，记录，甚至实物等。有很多材料，今天读来还栩栩如生。

比如，在日本老兵稻垣三郎回忆徐州会战的文章中，曾提到一个“绑在机枪上的少年兵”。当时，稻垣所部依靠强大火力突破了中国军队在淮北某地的顽强抵抗，占领了阵地。阵地上，他们看到中国军队的重机枪旁边，倒着一具少年士兵的遗体，竟是用铁索绑在机枪的支架上。见到这样的情景，日军马上叫来战地记者拍照写文，意图对此加以炒作，说明中国士兵作战是怎样被迫的，来打击中国军队士气，并彰显“皇军”的正义。也许是为了增强说明效果，日军方面特别找到了几名在这次战斗中被俘的中国伤员，询问他们是否了解“把士兵绑在机枪上作战”这样的事情。

几个中国被俘伤兵说出的话，却出乎了所有日军的预料。

原来，这支和日军交战的中国军队（冷欣所部），是地地道道的两淮子弟。所以此战对他们来说，不但是卫国，而且是保家。这个“少年士兵”是一名机枪班长，他的家就在阵地后面的村子里。战斗开始前，他招集阵地上的弟兄们，对大家讲——要么打退日军，要么战死，丢了阵地自己无颜回家。说完，取出早已准备好的铁索，将自己锁在了机枪的支架上，不顾长官的劝阻，将钥匙远远地抛入了河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