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一抹残阳万里城（第4/10页）

当初汪精卫、张发奎发动反对新桂系的广州事变，当事变临近失败时，陈公博也曾目睹几乎与此一模一样的场面。有过经验，他就知道西北军内部军心动摇已到了何种程度，看来崩溃只是时间问题了。

吃过晚饭，形势似乎更加紧张，一会儿有人报告南面已有一个团的中央军冲进防线，一会儿又有情报说黄河铁桥附近出现了百余土匪。冯玉祥到底久经沙场，显得颇为镇静，他先是把地图摊在地上，和几个幕僚点着蜡烛商议，接着又到棚子里打军用电话：“喂，那边有些小子冲进来，你们赶快派一营人去堵住。”

在冯玉祥打电话的时候，陈公博看到他的嘴角一直挂着笑容，显然他对这种指挥方式驾轻就熟且怡然自得。

挂掉军用电话，冯玉祥催促汪精卫、陈公博早点动身回石家庄。陈公博也已经从别的渠道证实，黄河铁桥附近出现的百余“土匪”其实是中央军的便衣队，这表明南岸失守已进入了倒计时。

北返时，汪、陈再不敢中途停留。他们回到石家庄后，随即便转赴太原。

在汪、陈抵达太原之前，扩大会议的人员还未到齐，一切政治活动几乎都陷于停顿。不过政客们倒也没有亏待自己，他们白天吃“全羊席”，喝汾酒，晚上就到山西大戏院去听梆子戏。

山西人对这些“流亡大夫”没有好感。在一场戏中，一名丑角就讽刺阎老西引进大批外来人员，以至于吃穷了山西，连醋都喝光了。台上的观众看了拼命鼓掌，政客们则啼笑皆非，尴尬莫名。

山西人的排外意识与阎锡山的管治有很大关系。有人曾到太原图书馆和宣传机关里去查过，发现要想找到一份外省的报刊都非常困难。阎锡山用这种封锁政策来对待一切省外的书报刊物，以便使老百姓耳聋眼瞎，乃至于只知他阎老西，而不知其他。

封锁政策固然有利于阎锡山成为山西的土皇帝，可也从另一个方面说明，他其实并没有做好称雄天下的准备，瞎打瞎撞的结果，只能是“有锡天下乱”。

阎锡山手下也有一批搞政治的，他们认为改组派等派系无能无力，所以只能跑到山西来寄人篱下。为了显示自己的力量，当汪精卫、陈公博等人抵达太原时，有人便在欢迎人群中大喊“打倒改组派”的口号。陈公博将之总结为：恰如囚在笼内的一群雄鸡，大家都走了背运，却依然还要相啄。

虽然甫一下轿就被喝了倒彩，但汪精卫并不甘心就此罢休。他又再次祭出“民主政治”的旗帜，把大家集中在傅公祠开会，准备像孙中山当年那样搞一个临时约法出来。

可是政客们最后的努力并未能给前线带来任何利好。阎、冯还没来得及将陇海线的军队全部撤到黄河北岸，陈公博曾经担心过的事便突然爆发了：吉鸿昌率部投蒋！

连锁反应

吉鸿昌在豫东作战时，还担任着孙良诚部队的副总指挥，他和孙良诚手下的几个师长梁冠英、张印湘的关系都不错。他这一投蒋，不仅令郑州南面的门户大开，而且引起连锁反应——张印湘首先与吉合作，受编为吉鸿昌“讨逆军第二十二路”的军长，梁冠英虽没有马上随吉鸿昌行动，不过也隐隐流露出了消极的情绪。

原先冯玉祥仍试图在渡过黄河之前给予蒋军以沉重打击，但吉鸿昌投蒋使他的设想完全落空。此时他才急急忙忙地下令各部渡过黄河向北退却，但平汉线的张维玺南路军已在新郑一带被重重包围。在遭到近一个月的围困之后，该部十多万官兵全部缴械投降。据说这还是自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军事史上发生的第一次全军缴械事件。

鹿钟麟在接到冯玉祥迅即北撤的命令后，即将他位于郑州的总部撤至郑州，同时派梁冠英部负责保护黄河铁桥，以掩护大部队过河。

晋军、西北军这么多部队需要过河，若组织不当，难免会重演当初晋军在泺口大铁桥自相践踏的惨剧。幸好陇海线的指挥官中还有一个徐永昌。

民国以降，军人素质不一，诸如孙殿英一类的大盗、石友三一类的朝三暮四之徒固然很多，但亦不乏道德修养很高的君子。徐永昌在率部撤退时，亲自监督士兵将过去借商会的钱款送还。有人说，都这个时候了，为什么还钱，留着犒赏士兵不是更好吗？徐永昌摇摇头：“这个时候，我不懂得犒赏士兵，我只知道借别人的钱不能不还。”

撤退前夕，徐永昌就有言在先，说只要愿意北撤的部队，不管何军何部，有一支不退过黄河以北的，晋军决不过河。到了晋军、西北军都争相北撤的时候，他又答应鹿钟麟，让西北军先渡黄河，晋军后继，并为之提供掩护。

张樾亭站在晋军的立场上，对此表示不解，他说：“敌人进攻甚猛，撤退稍迟，损失必大，敌再尾追，势必混乱，掩护的责任恐难做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