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目标不改

界首是一个四百多户人家的大集镇，东临湘水西靠大山。弯曲的街道两旁，大多是青砖灰瓦的房屋。在穷山恶水的桂北，界首算物产丰富、生活充裕的一方宝地。正像毛泽东在江东岸所预言的那样，这里是筹措粮款的好地方。但是，对数万大军来说，这里所能补给的毕竟太有限了。

红军的临时总司令部设在镇中一所庭院里。院中有两棵粗壮的枫橡树，高大、挺拔、苍劲，威风凛凛地高踞于房屋之上。横空直伸的枝干，撑起一把黄中透红的伞盖，荫护着在这个院子里繁衍生息的人们。

军用地图铺展在客厅中的两张八仙桌上。参谋部人员请首长就座。李德坐在朱德对面，博古坐在李德左首，他和李德可以用俄语流利地交谈。每人面前都放着水杯，但没有茶叶，白开水散发着蒙蒙蒸汽。

总部作战局负责人扼要而又精确地报告着目前的战况。形势的严重性，与会者早就想到了。

这次西征，与李德最初的设想很不一样。它并不像苏沃洛夫率领的那支在阿尔卑斯山苦战的大军。那支大军，矫若游龙，可以指挥来去。而中央红军的西征并不单纯是一次军事行动，既不能大踏步前进也不能大踏步后退，更不能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它是包括中央、中革军委、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政府在内的一次战略转移。不是要不要大搬家，行动本身就是大搬家，是一个“国家”的开动。

参加西征的作战部队有第一、第三、第五、第八、第九五个军团，总数达八万六千余人，军委纵队（机关）四千六百九十三人、中央纵队（机关）九千八百五十三人。此外，里面还有老人、病号和怀孕的妇女，挑夫、驮骡、担架，还有数不尽的辎重……这就是历史上被人千百遍提起的那顶“轿子”。你可以比作背着石碾爬山，也可以比作挂着哑铃渡海。但石碾、哑铃是可以丢弃的，辎重也是可以丢弃的，唯独“轿子”不能甩，必须抬。因为那是庞大的领导机构，是人不是物。

由于五次反围剿及远征的特殊性，最高权力领导核心集中在三个人身上。博古、李德、周恩来，这个当时被称之为“最高三人团”的机构，握有直接指挥中央红军西征的全部权力。

周恩来还在湘江东岸，组织指挥中央纵队（代号为红章纵队）和中央军委纵队（代号为红星纵队）迅速渡江！然而这两个中央机关和军委机关及下属各部门，即使在十万火急的命令连电催促下，仍然姗姗来迟！

历史，具有很大的模糊性。有些事，当时看是清晰的，后来看，却是朦胧的；有些事当时看是迷茫的，回头看又是清楚的。“当局者迷，旁观者清”的格言，恐怕只对了一半！

如果不囿于传统的说法，那么关于五次反围剿和长征中的许多结论性的提法，就很值得作进一步的剖析。在战争的棋盘上，后人都可以进行复盘深究。

1934年11月25日（夏历10月19日），中央红军在湘南道县至江华段，全部渡过潇水。中革军委立即发布命令：野战军分四路纵队迅速抢渡湘江，通过敌人的第四道封锁线，向全州、兴安西北前进，具体部署的行进方案是：

红一军团主力为第一纵队向全州以南前进；红一军团一个师、军委第一纵队、红五军团（缺一个师）为第二纵队，经雷口关或永安关以南，然后根据侦察结果决定前进路线；红三军团、军委二纵队及红五军团一个师为第三纵队，先向灌阳、后向兴安前进；红八、红九两军团为第四纵队，经永明向灌县、兴安前进。

26日，中央红军向江华、永明（今江永）前进时，广西军阀白崇禧一度命令他的部队退守龙虎关和恭城，其用意是既防止红军也防止蒋介石军队进入广西，此时湘敌刘建绪部队尚未到达全州，红一、三军团主力顺利地到达文市地区。

27日，中央红军先头部队红二师和红四师各一部在广西的兴安、全州间，突破敌人第四道封锁线，未遇困难便渡过了湘江，并控制了界首至脚山铺间的渡河点。此时，先头部队与后卫部队前后相距一百公里，后续部队未能及时渡过湘江，湘、桂两省敌军在蒋介石严令下分路猛扑，志在夺回渡河点，把红军拦腰斩断，击红军于半渡，消灭于湘江两岸。

于是，中国悠久的历史上，一场空前未有的恶战，便在湘江两岸展开！

敌人占据脚山铺西北一带高山，事先已经坚工扼守。红军阵地全在敌人炮火射程内，却又来不及修筑坚固的工事。然而红军必须像一颗坚硬的钉子，钉在这里。

红军以单一兵种抵抗敌人步兵、骑兵、炮兵和空军的联合进攻，实力上敌众我寡，装备上敌优我劣，地形上敌高我低。敌人有工事进退的依托，而我军却是仓促进入阵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