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让安泰离开大地

项英强烈地关切着无产阶级事业，当然也就更关心人事安排与未来的命运。

毛泽东这个人就更值得警惕了！他是个农民知识分子，一脑子封建农民意识，他讽刺马列主义者为言必称希腊，可是，他是言必引古书。所以他向往权力，他城府很深，一肚子农民式的精明。

项英在大军将行万事待理的时刻，竟这样详尽地介绍毛泽东，是很不寻常的。

“我一到苏区，就碰上了肃反，发生了富田事件。这人的政治倾向本来是右倾，可是处理富田事变却左得出奇，原因就是借肃反整掉那些反对他的人嘛……”

李德在三十九年后写的《中国纪事》中，用“据说……”方式，引用了项英的这一观点，同时，他也写出了周恩来与项英在这个问题上的看法：

周恩来称毛当时采取的恐怖手段是“镇压反革命斗争中的过激行动”，项则直率地称之为“党派斗争”……

显然，周、项对肃反的评价是有质的差异：前者是肃反的扩大化；而后者却是排除异己的行动。

事物的复杂，还在于同是一个提议，出自内心的动机却极不相同。周恩来提议毛泽东同志应该随军长征，因为他是中央红军的创始人，是因为他雄才大略，高瞻远瞩，指挥娴熟，他应该在红军中发挥作用。

李德和博古本来是不同意的，可是后来他们从另一个角度思考了这个问题。

“所以带他西征，”博古对项英说，“就是要他脱离开中央苏区这个根基……”博古说到这里已经是触及到很深的层次了。

李德和博古在研究去留名单时，对留毛在苏区好还是带他西征好是颇费掂量的。毛泽东在军内已无职权，苏维埃共和国主席一职，在离开他的“共和国”后已经毫无实际意义。如果把毛留下，他很可能在原来的深厚根基上东山再起！这本来并不是什么坏事，但李德、博古却不愿中央苏区重新落在一个与国际路线相违拗的人手里，所以他们选择了项英。“让安泰离开大地”，把毛泽东从党、政、军方面全部架空。

博古和李德认为在中央苏区贯彻国际路线，主要阻力来源于毛泽东和他在军内外的影响，所以他们对毛泽东的特点作过充分的研究，这些研究在正式与非正式的场合都进行过。李德在他后来的《中国纪事》中写道：

我在中央苏区最初三个月，结识了一些领导人物，这里我想插一段我对他们的观察和判断。这些观察和判断都是很粗浅的，而且最初的印象也难免同以后的印象交织在一起。为了尽可能地全面，我把一些在当时通过谈话以及其他途径得到的消息也写了进来。

和我本人经常有些来往而又很熟悉的人是很少的，即使在“保卫措施”比较放松和我的脚病痊愈以后，我的活动范围也主要是局限于定期访问中央委员会、总参谋部和军事学院，还有总共到前线去了五次。当然，还有很多偶然碰到的人及其名字，我已忘记了。

给我印象最深的当然是毛泽东。他是一个身材修长的，几乎可以说是很瘦削的四十来岁的中年人。他给我的最初印象，与其说是一个政治家和军人，不如说是一个思想家和诗人。在很少的几个庆祝会上，我们见面时很随便。在这种场合，他总是保持一种威严而又谨慎的态度，总是鼓励别人喝酒、说话和唱歌，他自己则在谈话中插进一些格言，这些格言听起来好像是无关紧要的，但总有一定的含义，有时还含有一种恶意的暗示。很长时间我都吃不惯味道很浓的菜，像油炸辣椒，这种菜在中国南方，尤其在毛的故乡湖南是很普遍的。

这就引起了毛的讥讽，他说：“真正革命者的食粮是红辣椒。”和“谁不能吃红辣椒，谁就不能战斗。”当有人第一次提出，我们的主力是否应当突破敌人对中央苏区的封锁这个问题时，他用一句毫不相干的话（我想可能是老子的话）回答说：“良庖岁更刀，割也；族庖月更刀，折也。今臣之刀十九年矣，所解数千牛矣，而刀刃若新发于硎。”

总之，他喜欢引用民间的形象比喻，引用中国历史上哲学家、军事家和政治家的格言。有人告诉我，历来很著名的红军八项政治原则和四项策略原则中的一部分也是毛从历史中，也就是说从十九世纪后半叶太平天国起义的口号中吸收过来的。他根据中国古代军事著作《孙子兵法》提出了“不打无把握之仗”的原则，但在长征路上他又引用孙子的另一句话“投入亡地然后存，陷之死地然后生，夫众陷于害，然后能为胜败”。就连他那句关于红辣椒的格言也是随形势而变化的。

在云南时，真正革命者的标志是鸦片，因为当时发给红军战士的津贴，不是银洋而是鸦片。而在西康，革命者的标志是虱子，在那里我们几乎让虱子给吞吃了。类似这样的格言和比喻，我们还可以随意举出一些例子，这暴露了他的功利主义和实用主义的思维方法，但其效果还是明显的，因为它们毕竟适合了一定的具体情况。毛不仅在私人谈话中或小范围里运用这些格言和比喻，而且还把它们引用到他的讲话中，并以革命的激情从中引出令人铭记的口号。我自己就经常亲眼看到，他是怎样用这种办法深深地影响了听他讲话的农民和士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