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四章 青春如火（第3/16页）

“唉？你个谢老二跟我上纲上线了？你是想自己插红旗吧？还跟我来这一套！也好，我自己去打探，到时候我抢了先，你可别吃无产阶级的醋！”

“你真是自以为是，咱学校卧虎藏龙的，喜欢她的人多了去了？能轮到你？再说咱学校不提倡这个，管得也挺严的，你别犯了错误！”

谢有盼表情庄严，俨然把贺卫东列入了失败者的行列。

“你的消息没我灵通了吧？她没对象！别看她学习很好，可她家的成分不好，右派，走资派，反革命，正统斯修，该有的全有！知道么？他的父母都在农场劳改了……”

谢有盼吃惊地看着洋洋得意的贺卫东，恨不得一个耳光扇过去，他的脑子飞快地转着。“成分不好！”这几个字让他一阵慌张，不知是为江南雨，还是为自己。

学期过得飞快，转眼又是寒冬。

最高院领导指示，北京法律学院为党校性质的学校，要培养无产阶级专政的干部。于是不少讲课很好的党外教授靠边站了，以资历最老的老校长钱瑞升为首，党外教授有九个人，被学生们称为“九大金刚”。这些人基本上是旧社会的法律界名人，水平没得说，就是思想有问题。其中精研《红楼梦》的吴思裕教授和精通多国外语的朱基武教授二人，均是博学而幽默，很受学生喜爱。雷纪琼教授讲授的婚姻法新颖活泼，学生们也非常爱听。估计学院党委认为考虑了这个情况，没让他们彻底靠边儿站，课是不能讲了，就给他们成立了研究室，让他们专门编译有关资产阶级政治、法律方面的资料，实际上是在改造思想。学院的大字报上说明：他们“受万恶的资本主义毒害太深”，‘脑子洗得不好，不能教法律‘。如今任课的讲师和教授们大多年轻，这几年毕业留校的不少，授课特别强调政治性、阶级性。刑诉、民法、法律思想史等专业课程的教材几乎全部清掉，取而代之的是政治学教材为主的新内容。原本必修的社会主义法学概论和西方政治思想史成了选修课，后来干脆连选修也停了。谢有盼对此并不奇怪，也不慌张，只要大家都一样，就没什么高低区别，国家让学啥就学啥。

与谢有盼不同，大多数新生从未离开家这么长时间，何时回家？如何回去？成了期末考试后人们谈论的主要话题。谢有盼从初中起长期住校，并没有这等焦虑。期末考的名次大大提前，已经到了正数二十名左右，这个成绩已经很让他满意了，毕竟相当多的一块精力放在了其他方面。他惊讶于自己成长的迅速，惊讶于自己口才的进步，遇到自己熟悉的话题，已经可以在宿舍夜谈会兵兵帮帮地和贺卫东等人较个高低。这种争论往往从要说出一个结果演变成要压倒一方的斗智斗勇。谢有盼开始有一些辉煌的胜利，在谈论农村阶级斗争的问题上，贺卫东等人已经不是自己的对手了。他既看得懂《政法研究》上一些深奥的法学论文，也能够欣赏“黄皮书”《苦果》里面精美的诗句，还在学院报上发表了几篇读后感，颇让同学们惊讶。

跟着中央精神的节奏，政法学院的各项运动和批判工作突然多了起来。校团委，各系学生会和各种自发组成的学会，都把组织工作的重点向总结“四清”工作和“斗斯批修”工作偏移。在各种“揪资批修会”上，学院揪出了不少“极右”分子，修正主义分子，还有几个反革命。前天还在讲课的一个根正苗红的法制史讲师，今天就成了“混入法律界的资产阶级特务”，据说是工作组在他的家里发现了与在台湾的辅仁大学同学的来往信件。这个通知学生们没及时看到，大清早的仍然来上课，一个不知天高地厚的研究生说以后由他来代课，被学生们轰了下去。从此，学校的教学工作彻底陷入混乱。同学们关注的焦点也从法律学习彻底转向政治学习。

谢有盼和全宿舍兄弟都参加了团委组织的“揪资查反调查小组”，因为白希的同学——现任副校长帮忙，谢有盼的履历上家庭出身写为“革命军人”，因此顺利加入了小组。在团委的领导下，他们多次进入校办和教研室调查研究，揪出了不少有着资产阶级路线嫌疑的领导干部。谢有盼因为洞察力强，对发现的问题毫不妥协，亦敢于同反动权威们义正辞严地理论，因此备受组织领导关注，到了年底时，谢有盼已经是小组的先锋组组长了。他获得了同学们的尊敬，也获得了宿舍兄弟们的崇拜。

和江南雨的再见面并没有想象中那般令谢有盼激动，不知是自己成熟了，还是她家庭成分的影响。这天是周末，参加完在天安门广场反对越南战争示威集会，谢有盼觉得脑子里乱哄哄的，晚上便不想再自习，上周从图书馆借了一本《政法界右派分子谬论集》一直没看，干脆就晚上开夜车看完。刚在床上躺下，老六和老四就冲了进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