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六章 新计划（第4/6页）

尼韦勒信心十足。他把自己的指挥部搬进一座属于玛丽·安托瓦内特（Marie Antoinette）的豪华城堡。他甚至把自己的酒窖也搬进城堡。他像大元帅那样做出各种任命，其中包括在凡尔登战役中跟随着自己的嫡系（“屠夫”曼京也在其中）。他不喜欢的人只能靠边站。福煦被流放到处于休眠状态的瑞士战场。

贝当、卡斯特劳等人变成无人理睬。除了尼韦勒外，别人都不重要。此时的尼韦勒，因为高傲而正处于极度的孤立状态，他继续为他几周后就要开始的拿破仑式的打击进行着各种安排。

就在此时，冒出一个严重问题：几个法国最有资历的指挥官确信尼韦勒的计划没有成功的希望。也许可以把黑格及其手下将军的不积极态度视为酸腐的葡萄而抛弃，但是贝当、福煦、弗兰谢·德斯佩雷都争辩说尼韦勒计划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去迎接一场灾难，甚至阿尔弗雷·米歇勒（Alfred Micheler）将军也有同感（他被任命为尼韦勒大规模机动部队的指挥官）。没有人听这些法国将军的话：劳合·乔治不听，法国总统不听，法国总理也不听。

1916年底，加利埃尼的门生、法国最聪明的殖民地军人路易斯·利奥泰（Louis Lyautey）被从摩洛哥召回，做一次短暂的战争部长视察。当他了解到尼韦勒正在着手进行的计划时，这位法国未来的陆军大元帅表示怀疑，他大声叫道：“这个计划是为盖罗尔施泰因公爵夫人的军队制定的。”盖罗尔施泰因，是滑稽歌剧中虚构出来的国家。但是，还是没有人听取他的意见。3月份，保罗·潘勒维（Paul Painleve）成为战争部长（白里安政府垮台了，原因是利奥泰拒绝与其他政府官员分享军事秘密），他使劲想说服尼韦勒将进攻规模减小、降低期望、削减风险。在能做决策的人之中，没有一个人愿意听他的劝告。

背景：情感和理智

1917年，士气成为关键的问题，不仅前方的士气重要，后方的士气也很重要。随着牺牲的士兵和平民越来越多，社会感到难以负担。在大战刚开始的时候，人们的热情都很高，可是如今已经没有人还能保持热情，因为人们感到为战争而牺牲生命和忍饥挨饿换不来任何有价值的结果。士兵要求回家；如果不能，他们要求知道为什么。父母要求自己的儿子回家；如果不能，他们要求知道儿子为什么而死。所有人都要求归还自己失去的美好生活。

面对这样的情况，各国政府都采取多种手段应付。各国政府都加大了镇压持不同政见者的力度。各国政府都更加强调宣传工作，鼓励那些虽然不满现实但还没有开始反对政府的人提高其对政府的忠诚度。自1914年8月开战以来，各国政府都在不断地改进其控制、操纵信息的能力，使之越来越系统化、越来越先进、覆盖越来越大的范围。这种努力逐渐变成政府必不可少的功能。

宣传做得越成功，战争就越不容易结束，这是显而易见的。“世界好像被分成了两个部分——人类和德意志。”英国作家卢迪亚·吉卜林（Rudyard Kipling）在一家伦敦报纸上宣称。柏林的作家也用类似的语言评论英国。各国的宣传都在说，这场战争无法用政治办法解决，这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战争，是你死我活的搏斗，必须采取以恶制恶的手段，人类的生存和文明在这场战斗中处于危险之中。相信了这样的宣传后，没有人相信这场战争能依靠妥协的办法换来和平。

欧洲的经济发展和技术进步使欧洲各国政府有能力控制舆论，也使欧洲各国有能力打一场世界大战。在所有交战国中，特别是最发达的交战国中，工业化把数百万传统的农业人口带入高速发展的城市。于是，为了使劳动大军有文化，就有了教育城市人口的需要，这需要大幅削减了报纸的成本。社会上出现大量有阅读需要的公众，也就出现了吸引公众的新办法。伦敦在1914年的时候有16家报纸，最大的一家每天能卖出100万份报纸。德国有4000种报纸，这些报纸中的一半是日报，订阅量惊人。

报纸的读者并不一定获得最高质量的信息，但是他们获得的信息是他们的祖辈们从来没有见过的。现代生活的压力和机会使读者出现政治倾向。人们理解社会中的许多问题与自己有关，他们开始形成不同的政治观点，越来越感到自己有权表达自己的想法。随着战争使他们的生活变得比从前更黑暗、更艰苦，政府感到必须花费更大力气说服他们忍耐。

宣传战在不知不觉中开始了。大战之初，爱国主义的狂潮不可避免地横扫各国的民众，人们听到和读到的尽是些鼓舞人心的消息：自己国家伟大的军队马上就要取得胜利，自己国家参战有高尚的理由，敌人的丑恶在历史上是罕见的。严格的新闻审查制度几乎没有必要，因为许多报纸的老板就跟疯了一样。只有极少数报纸老板持有怀疑态度，并找到合适的途径表达出来。曼彻斯特的《卫报》是少数中的特例，这份报纸说：“英国参加一场危险的战争，这场战争将使英国损失所有我们感到骄傲的东西，我们在这场战争中将一无所获。”后来，这样的少数派也消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