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 人民管制（第6/9页）

那时熊老倌手下有几个帮手，都是最低层干粗活的劳动人民，开初他们帮派出所盖房子，立柱、上梁、架拱、架厢、斗榫，活计干得漂漂亮亮。熊老倌最拿手的是做屋檐下的那些斗拱以及翘翘的飞檐，做得像庙宇那般巍峨庄严。后来省公安厅也要盖房子，就把他们都请去了。人民政府正在一张白纸上描绘最新最美的图画，到处都在大兴土木，公安厅后勤管理处的周荣处长对熊老倌说，我们要盖大房子，你这几个人不行，得多招些人手，成立个木工队。你还得跟我们签个合同，你干多少活，给你多少钱。熊老倌说我是给乡下人盖房子的，字都不识的人，要签啥合同哦。人家一句话，我就干活拿钱了。周处长急了，说这是公家的事情，政府的钱，你不签合同，不跟我算清每一笔账，我怎么向组织交代？熊老倌这才想起他的徒弟赵迅，一拍大腿道，我那儿倒有个识字的人，人家从前还是演戏的哩，可不晓得犯了啥子错，成了人民管制分子。不过这人本分，让他来跟你们签合同啥的吧。

赵迅跟着熊老倌走进省公安厅有士兵站岗的威严大门时，有种不祥的预感。当他和周荣处长第一次见面时，两人目光一对视，赵迅脸上的疤痕急剧地抖动起来，几乎要错位，但他很快把头低下去了。

也许因为办公室的光线有些昏暗，周荣处长足足审视了他三分钟，两个人都能感受到对方的胸膛海浪般起伏，但却像被一道大堤或者一片大陆隔离开来的两片大海，海潮兀自涌动，但却不能相汇相拥。周荣从办公桌后站起来，踱步到窗前，背对着赵迅，点上一支烟后才缓缓地问：

“因为什么被管制的？”

赵迅尽量用平和的口气说：“四八年参加了老丈人的一个诗会，没想到这个诗会里混进了国民党特务，把它搞成了一个特务的外围组织。我是……我是抗战胜利后，就在昆明搞戏剧、当导演的。没有干过任何反共反人民的事情。”

“嗯。我知道了，你要好好接受改造。”

“是。”赵迅轻声说。

又是长时间的沉默，屋子里的空气都变得沉重起来。周荣处长吐出的那些烟雾在房间里凝滞不动，仿佛既威严，又有压力。

“我们从今天开始，算是认识了。公安厅是军警机关，你要老老实实干活，见到的、看到的，不准乱说乱讲。”

“是。我听周处长的。”

“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在新社会，重新做人，管制期一结束，你还是有希望的。”

赵迅长长嘘了口气，抹了把头上的冷汗，“谢谢。谢谢周处长指教。”他出来时，甚至感觉得到汗水从裤管处淌下来。

赵迅从此成为木工队的重要人物。对外谈判价格、签合同、写计划，甚至画效果图等，都是他代表熊老倌做；而对内估料、备料、估工时、算价钱、安排人手，他像当初在戏剧舞台上当导演一样调度木工们干活。熊老倌在酒喝高时常会发出这样的感叹：共产党真是了不得，把干细活的人和干粗活的人搭配在一起，就像把粗粮和细粮搭配着吃一样。这样日子才会长久啊。

赵迅是个聪明人，学什么都很快，斧、刨、凿、锯，四大基本技能一学就会，墨斗、鲁班尺没多久就用得得心应手；而熊老倌是个厚道人，恨不得把自己的一身技艺在一夜之间都传授给赵迅。赵迅当他的徒弟不到半年，就由他来“定墨”了，砍哪里、锯哪里、刨哪里、凿哪里，都由赵迅说了算。熊老倌私下里对别人说，别看这个人是个戏子——他永远不清楚导演究竟算个什么行当，还是个人民管制分子，但我看哪，这种人到底念过书，做什么成什么，了不得。

有一天周处长带着司机开来一辆破旧的美式吉普，说是公安厅厅长的车。人一看就知道那是共产党军队的战利品，车身挡板上都还残存有弹孔，车里面的内饰挡板要么脱落了，要么开裂起翘了，连仪表盘都快掉下来了。周处长问熊老倌能不能修一下？熊老倌跳起脚来喊道，我的大处长，我是盖房子的，又不是修车的！周处长拍拍车内哗哗作响的内饰板说，我是让你换几块板子，这个都不会做？熊老倌用手去摸摸那些脱落开裂的部分，摇摇头说，不好弄，地方太小了，使不开家伙，接缝也太细密。这些木板我都不晓得人家是咋个镶进去的。这狗日的老美就是怪。

“让我来试试看。”赵迅在熊老倌身后说。

熊老倌吼他一声：“这是人家厅长的车，弄坏了敲你的沙罐。”

周处长目光复杂地看着赵迅，说：“那你先做驾驶座这一面试试。做好了，我给你请功。”

车摆在木工队的工棚外，赵迅在车里车外爬进爬出了两天，手里拿着鲁班尺、三角板、圆规、电筒、本子，耳朵上夹支铅笔，一处一处地丈量记录。熊老倌抽着水烟筒蹲在太阳下看稀罕一般，说你要把这美国鬼子的汽车弄好了，你就是鲁班爷了，我就是鲁班爷的师父了。嘿嘿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