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 人民管制（第8/9页）

赵迅岂敢还在公安厅干活？那感觉就像在火坑边当木匠啊。更不用说，他不敢面对周荣处长那含义深邃的眼光。因此赵迅对周荣处长说：

“谢谢了周处长，我想回老家务农去。”

“糊涂。”周荣处长不轻不重地说。办公室外间还有几个工作人员，他走到赵迅面前，递过一支烟，趁点火的时候小声说：“你在我这儿安全。”然后他又恢复了正常的口气，“现在政府又开始鼓励小手工业生产者自主经营了。赵师傅，你一身本事，总得靠这个养家吧。”

赵迅如醍醐灌顶，他和周荣处长的默契就是在风雨交加中与一棵大树的默契，这是他对老婆也不会讲的秘密。很久以来赵迅就认定，自己虽然命苦，但命里有贵人相帮。能活下去。

第二天赵迅就将木匠们组织起来，成立了迎春木器生产合作社。至于为什么还要取“迎春”一词 ，只有赵迅自己知道了。木器社既解决了生存问题（这些年舒淑文又接二连三给他生下两子一女），又能和省公安厅这样的强力部门搭上线，无形中为自己增加了一把保护伞。不过他和周荣处长除了工作上的请示汇报外，绝无私人往来。手下的木工们都说，周荣处长是延安来的干部，业务水平高，过去还是个大学生哩。这些议论赵迅从不参与，只是埋头干活。谁说话过头了，他会吼一句：好好干活，别乱说乱讲！舒淑文曾有些惋惜地说，其实你应该再回去写文章当导演的，你现在是合法公民了，不妨去找找李旷田老师，或许人家还会要你呢。赵迅断然说：

“好马不吃回头草了。我发现在新社会，劳动人民最吃香，凭手艺吃饭最安全。除了画家具图纸签合同，我再也不会写一个字，再也不摸一下笔，免得惹祸上身。”

妻子不轻不重地说：“他们可真是把你改造好了。”

人都是在比较中求生存的，战争时期能活下来的人是最幸福的，现在和平岁月里能平安在家陪着家人，能凭一技之长谋生糊口，也是有福之人哪。那时赵迅觉得，即便再艰辛卑微的改造总比枪毙你强上千百倍。多少他熟悉的人在一波又一波的运动中被押赴了法场，土改、镇反、三反五反、肃反，这些年政府像用梳子赶虱子一样把旧时代“残渣余孽”梳理了一遍又一遍。而现在他是劳动阶级，又在专政机关眼皮子底下干活，“谁也看不见自己的眼屎”。赵迅曾对舒淑文说。

对赵迅这样旧时代的人来说，历史问题如此紧密地和政治问题如影相随，是他在新时代学到的第一条规则，但这并不影响他对这个时代的热爱。国家前所未有地统一强大，社会万象更新般日新月异，而人们，从来没有如此充满朝气。历史翻开新的一页，就像从黑白年代猛然进入了彩色岁月，一切都很新鲜，什么都很夺目。和平不再是一种梦想，而是现实；进步不再是一个词汇，而是一种责任；建设国家也不再是一个口号，而是每天每个人劳动的汗水。赵迅并不因为自己只是一个木匠而有怀才不遇之屈，这个社会是他年轻时候向往的，是他崇敬的先生们曾经奔走呐喊，并用鲜血和生命去奋斗过的。他自觉接受了自己是一个需要改造的“旧人”的命运，只要人民政府给他机会，他相信自己完全能够凭借才华转变为一个“新人”。就像这些年，迎春木器社让他的经济状况大为好转，连住在他院子里的那个在政府商业部门做事的干部，都没有他的收入高。

吃得饱穿得暖，下班回来除了读报——这是赵迅每天的习惯，晚上被窝里的活动就多了起来。豆芽出生的第二个年头，他们有了老二豆角，再两年又有了老三豆荚，后来又终于如愿以偿地添了一个小天使一般的女儿豆秧。自从第一个儿子豆芽在走背运的生活中出生以后，赵迅不再把自己当文化人看待，似乎给孩子取名字的文心也没有了，一路“豆”下去。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生命卑微，人生亦如豆了。

令赵迅深怀感恩的是，上帝将他逐出“伊甸园”，却赐予他一个好女人。舒淑文就像一块肥沃的土地，越勤奋耕种，产出就越高，她的生育能力出乎丈夫的意料。这个十九岁就做了母亲的妻子，二十六岁就成了四个孩子的母亲。之所以会生出那么多娃娃来，赵迅曾经跟妻子在被窝中说笑，要是我还能写作的话，哪天晚上不到一两点睡觉？现在那么漫长的夜晚没有事情干，不生娃娃干什么？而让赵迅更感到神奇的是，舒淑文生一个娃娃就漂亮一截，到老四豆秧出生后，他认为舒淑文简直比她当年的话剧明星姐姐还漂亮了。精致端庄的五官，如满月般的脸庞，凹凸有致的身材，南国女子特有的小麦色光滑闪亮的肤色，让人想到五月灿烂阳光下的麦田，还有那深深的眼窝，总是盛满幽泉一般的柔情，仿佛正是这一泓清水，滋润了那风情万种的麦浪，让那原野上的女人，像大地一样丰沛。女人唯有当了母亲后，才从骨子里散发出那种迷人的韵味，丰腴，饱满，温情，贤淑，体贴，善良。你听听人家舒淑文怎么说：赵哥哥，这些年你脸上的伤疤怎么越来越看不出来了呢？有些男人脸上连一根线条都没有，整个儿一副太监模样。哪像我家赵哥啊，光荣的伤疤都成阳刚之气的线条了。罗丹都找不到这样板扎 （昆明方言，好，标志之意）的模特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