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 最后一次交代（第2/3页）

这下我去军事组就易如反掌了。我去那里是有野心的。那时我们已经提前知道，中国远征军的驻印军即将从印度反攻，打通中印公路，这支部队是中美联军，完全由史迪威将军统帅，不会再重蹈1942年远征军第一次入缅作战时指挥不灵的覆辙了。我想通过在军事组的受训，去那支部队效力。你我都知道，将帅无能，累死三军。国军部队的败仗大多是这种原因。

可后来为什么我没有去成驻印军而到了滇西的远征军呢？这真是命里有安排。不知是哪个家伙告的密，我们在山西参加八路军游击队那一段被军统掌握了，我和卞新和都被抓进了渣滓洞受审。虽说那时国共是统一战线，共同抗日，但毕竟是军统的单位，审查严格。你以为渣滓洞监狱只关共产党人吗？也关我们这些人啊。渣滓洞的脚镣手铐我还是戴过的。卞新和很快就被放出去了，敌后情况复杂嘛，我们又不是变节投敌分子。但我和你去晋城八路军办事处那一段却交代不清楚啰。嘿嘿，我们两个各为其主，那时都不受主人待见啊。可能同一时间里，你在延安蹲窑洞受审查，我关在渣滓洞。我们都在一个黑暗的“洞”里憋屈着哩。你说说，这历史可笑不可笑？审讯者一再追问我：为什么进了八路的门，还要跑回来？我只咬定一个理由，说在八路那里看到他们墙上挂的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像，没有挂孙中山先生的像。我信奉三民主义，不愿意认洋人当祖宗。我当时也确实是这样想的。

三个月后我才放出来，那时已是1944年的春天了。这还要感谢那个美国佬科尔少校，他亲自向戴笠担保我是个好军人。美国人不讲那么多政治啊、主义啊啥的，他们做事非常职业化、专业化。人家毕竟是国家的军队嘛，不是哪个党派的。和我同组受训的人已各奔东西，还有人飞印度雷多加入中国远征军的驻印军。而我成了落单的孤雁，一个有污点的人。军统已经不信任我了。但科尔少校很欣赏我的为人，他去戴笠面前说情，让我留在中美合作所，当他的助手。他还说等打败了日本人，如果我愿意的话，他可以帮我去美国深造，随我学什么。那时军统和美国人还有个协议，优秀学员可送到美国深造一年。由美国联邦调查局负责培训，回来后可充任高级警官。我说我要上前线去打日本鬼子，不愿待在大后方。科尔少校有些失望，但向我竖起了大拇指。老子要想留重庆的话，军校毕业时就进军政部了。

也是天遂人愿。有一天，我在“中美合作所”的一个同僚说，有个上校军官走私了一车“云土”（云南鸦片）到重庆，被稽查处的人查到了。这家伙想要通关，就包了一个溜冰场，广请陪都的各路神仙，当然军统的人是必请的。那时的溜冰其实是溜旱冰，但在陪都也是个时髦的玩意儿，大约是那些逃难的下江人从上海一带传过来的吧。能去溜冰场的男士都是哔叽呢西裤，西装扔一边，白衬衣系领带，袖子还挽得高高的，一手扶女士小姐们的腰，一手拉住她们的手。留声机放着华尔兹，真的是“歌尽桃花扇底风”啊。那天在溜冰场上，我看到一个黑黑壮壮的中年汉子，穿上溜冰鞋就倒，爬起来又倒，四周全是哄笑。我为他汗颜，我已经知道他就是那个为今晚掏腰包的土鳖，还是我的云南老乡。于是我去扶起他，教给他溜旱冰的要领，半个小时后，他就可以带着一个穿旗袍的女士满场飞了。休息时我们就攀了老乡，他来重庆倒卖“云土”，是因为前线的部队一周只能吃到一次肉——多说一句，我在劳改时还一周吃一次肉呢。一个军人，如果左手做生意，右手打仗，你说这仗怎能不打得艰难？可是那些营养不良的兄弟们是要上战场拼命的人啊。这个上校团长说。于是我才知道他所在的第8军作为远征军的战略总预备队，已经开到滇西大理去了。我连忙请求他带我去他的部队。老乡嘛，他们就是那种在异乡愿意伸出一只手来的人。再多说一句，这位团长姓刘，后来战死在松山了。

命中注定我要参加远征军打回我的家乡。从重庆回云南的路上，我心里那个高兴啊，就像几年前我被特赦回昆明时那种还乡的感觉。这真是世界上无法言说的情感。一个浪子要回家了，不是背着行囊走进家门，而是带着部队赶走霸占我家乡的侵略者。还有比这更荣耀的事情吗？

我赶到第8军报到时，部队已经在保山集结。我被分到103师，熊师长看我是“中美合作所”出来的，又是军统的人，当时就不是很高兴。国民党部队的指挥官对特务系统的人还是又恨又怕的。我马上表明态度，说愿意到第一线部队，我要跟随师长打回我的老家。也许人家熊师长也不愿意身边有个军统特务随时打小报告，就直接把我派到连队当上尉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