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宗五（第3/8页）

但谁能想到即便在山高皇帝远的地方，他们该承受的磨砺，一点也不比别人少，尤其是在边疆地区，政治环境愈加严厉，“文革”前搞的“政治边防”足以让这些旧军人吃够苦头。一生风风雨雨过来，老兵们永远只能苟活在社会的边缘，连他们都觉得自己的命足够硬。现在好了，他们可以大胆谈论属于自己的话题，远征军里哪个师长既能打仗又能作诗，哪个长官写得一手好字，某某军长有两个姨太太，某某团长一次就吃六百多号人的空饷，部队站队时连一个营的人数都凑不齐，结果被当场枪决了。这是这些远征军老兵的共同记忆，也是他们一生中唯一闲适安详的时光，他们的话题属于另一个阵营，因此只有他们才凑得到一起。他们也自称为“老干部活动中心”，这个“中心”有组织无领导，有场所无经费，有老兵无干部，大家凑份子自得其乐。只是随着岁月老去，白发飘零，来“活动中心”的老兵日渐稀少了，终于有一天，还活着的人送走昔日的战友、如今的麻友后，才发现连一桌麻将都三缺一了。赵广陵那天看着麻将桌对面空出来的位置，不无凄凉地说：

“我们这种孤老倌，在阳世的朋友越来越少，阴间的熟人越来越多啰。我们就他妈的等死吧。小狗日的，我们这一生啊……”

莫大爹抱着烟筒呼噜了一口，打趣道：“那你去打冲锋啊，赵老倌。”

赵广陵愣了一下，就像被人扇了一巴掌。糟老头子们聚在一起时，有惺惺相惜，也有不服气的埋汰挖苦。都是阅尽人生、从苦海里九死一生捡回一条命的人，谁还不晓得谁苦水有多深？赵广陵当时无话可说，就像被一个辣椒呛到嗓子眼。

直到有一天，赵广陵忽然接到保山地区文史办请他去地区开会的通知，他的生活开始发生了转变。文史办的馆员华子君也是个老西南联大生，历史系1944级的，对赵广陵很尊重，执学长礼。他说保山行署的孙专员是个本地成长起来的景颇族干部，他希望我们这些搞文史的能够出一本文史资料集，专门整理本地区抗战时期的历史，以向民众宣传滇西地区为抗战做出的奉献和牺牲。赵广陵当时还心有余悸地问：本地的抗战是国民党打的，共产党也认吗？华子君说，共产党国民党那时结成了统一战线，都在为国家民族而战。那时都不分彼此，现在面对历史，何以再分？况且都思想解放这么多年了，孙专员很支持这项工作，还说远征军在这里打败了日本人，这是中国人的光荣，更是本地的光荣。让我们不要有顾忌。

顾虑当然是有的。赵广陵被华子君领着在孙专员的办公室见到这个共产党的干部时，手脚一时不知道往哪里放好。尽管他和周荣这样的高官还是同学，但人家孙专员是主政一方的父母官，感觉上自然要敬畏三分。其实孙专员朴素得就像刚从田间地头挑粪回来的庄稼汉。他拉着赵广陵的手问：

“你是远征军啊？怎么……怎么跟我当年见到的那些远征军不一样？”

赵广陵误解孙专员的意思了，连声说：“我改造好了，改造好了。”

孙专员愣了一下，拍拍赵广陵的肩膀：“赵大爹，我请你来不是谈改造的事，我们现在要收集整理当年你们打日本鬼子的史料。我听说你参加过松山战役，还是西南联大的大学生，你是我们的宝贵财富啊。你们放手去做，我全力支持。”

在行署招待所吃晚饭时，赵广陵还是一副心事重重的模样。华子君问：“赵学长是否担心资费、人手不够？孙专员说我们可以随意调遣的。”

赵广陵沉吟半晌，才忽然问：“你当过右派吗？”

华子君笑笑：“我是我们这儿的第二号右派，那时我是地区中学的老师。”他马上又反应过来了，说：“学长，现在不会再搞反右那种事情了吧。都改革开放那么多年了，我们只需尊重史实，秉笔直书，不逾规矩，虽再次反右，又奈何我哉？学长，你是学文的，我是学史的，书还是读过几本的，岂能不遵循圣贤之道？太史公曰：‘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底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学长，我们还没有那么惨吧？”

那天晚上十点多了，赵广陵的房门被敲开，孙专员带着华子君和秘书站在门口说：“赵老师，走，我带你们吃烧烤喝啤酒去。”

孙专员以老师相称，让赵广陵顿时感动莫名。在烟熏火燎的烧烤摊，赵广陵才知道原来孙专员小时候就见识过远征军。日本鬼子打来那年，他才十岁，跟随母亲上山躲避战祸，四处逃难，对战乱之苦自是感受深刻。远征军反攻时，他的景颇山寨就驻扎过一个连的士兵，还有一个参谋住在他们家。孙专员说他还记得那个参谋是个外省人，长得英武极了，好像也是军校毕业生，他还骑过他的肩头，摆弄过他的手枪、皮带、牛皮挎包。这个参谋很喜欢他十六岁的姐姐，有一回还帮她去打猪草。他姐姐帮这个参谋洗衣服，还和参谋一起去村边遛马。村里人都说，孙家怕是要招个远征军的女婿了。但一场战斗下来，参谋战死了，当初住他们村寨的远征军，只有俩兵是活着的，还是担架上抬回来的。孙专员最后叹息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