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宗五（第4/8页）

“我那个痴情的姐姐啊，一直不相信那个参谋战死了，见到穿军装的国民党兵就打听。唉，多少年过去了，多少人来我家提亲，我姐姐就是不答应。一直到都解放了，我参加了革命工作，回到家里做她的工作，说你还等一个国民党军官干哪样？想让我们一家都当反革命家属吗？那时年轻，不懂历史啊。当然了，那时的政治环境也不允许我有今天的认识嘛。”

赵广陵问：“那你姐姐一直终身未嫁？”

孙专员说：“到我姐姐都四十多岁了，她好像才死了那份心，随便嫁了一个鳏夫。赵老师，你知道的，在我们景颇山寨，三十来岁的女人都可能当奶奶了。我只好把我的一个儿子过继给她，让她好歹也有个后。”孙专员喝下一大口啤酒又说：“我现在才明白了，经历过战争的人，心上的烙印是抹杀不掉的，更何况一段纯真的感情。我那命苦的姐姐，哪里晓得战争有那样残酷？那个远征军参谋也可怜，他和我姐姐可能连手都没有牵过。”

赵广陵也喝下一大杯啤酒，动情地说：“孙专员，我现在才相信，面对外辱，同样的苦难，不分党派主义，不分汉族少数民族，大家都有共同的担当，共同的记忆。当年我也有一个手下爱上了当地的一个姑娘。他是我的副连长，陕西人。但他担心自己不能活着回来，一直不敢向那姑娘表白。他让我帮他拿主意，我就说等打完仗吧，戴着军功章去提亲，岂不更好。我那时也愚蠢，不太懂一个男儿再有功名心，也有儿女柔情。”

孙专员问：“他活下来了吗？”

赵广陵悲戚地说：“打松山时，替我死了。”

大家长久无言，各自端起酒杯喝酒。烧烤的烟雾拌着肉香四处弥漫，像一个浓缩的战场。只不过没有硝烟的狰狞，没有生死搏杀的呐喊。隔壁一桌十来个青年男女闹闹嚷嚷，划拳行令。小伙子们豪气冲天，以拼刺刀的干劲拼酒，女孩子们撒娇作态，莺声燕语；对面还有一对安静的情侣，头挨头，男的拿起一串烧豆腐，喂到女的口里，女孩子微张樱桃小口，衔了一半，将铁签上剩下那一半又推到男孩子的嘴里。孙专员听到赵广陵莫名其妙地嘀咕一句：

“我们那时有烧烤摊就好了，我一定请全连的弟兄吃一顿烧烤再上战场。”

孙专员叹一口气，说：“赵老师，和平多好啊。要是还在打仗，他们都要上战场。我上小学时，就在松山脚下，还常听大人们讲打日本鬼子的故事。我们景颇村寨那时没有纪年的，说起往事时会说‘日本人来的那年’，‘烧大山火那年’，‘远征军反攻那年’。后来不能说远征军了，就说‘打跑日本人那年’。但我们不会忘记，是谁打走了日本人，我的家乡才安宁了。我也是那个时候上的国民小学，那所学校就是远征军帮助地方办的，教我识字的还是一个远征军军官，不然我要当一辈子的放牛娃哩。赵老师，你是那段历史的见证者、参与者，我们这些后生晚辈，怎么能忘记你们当年的功绩呢？这是国家民族的大事情。过去极左那一套我相信在中国再不会有了。远征军对我们国家民族是有功的，将来条件成熟了，我们还要给远征军立碑。赵老师，你就放手干吧，我拜托你了。”

历史如此纠缠不清，割舍不掉。赵广陵不能不暗自钦佩，这位共产党的孙专员是个有民族责任感和民族气节的人，于是便全身心投入了进去。在保山他们主要跑档案馆，但打开那些储存档案的库房才发现关于抗战时期的档案已经乏善可陈了。管库房的老保管员说，这里面的档案从清朝时期的诗书文集到民国时代的文牍公函，在1958年就送去造纸厂化纸浆了，“文革”时又烧了一些。以至于赵广陵他们要找到一份抗战时期保山地区支援前线的公粮、民夫的具体数额等公函都难，更不用说能搜集到当年攻打松山、腾冲、龙陵时敌我双方的攻防态势、战争经过、参与将领、阵亡人数等方面的史料了。国家的一段珍贵历史因为接连不断的政治运动而被粗暴地销毁了。在地区公安处倒是查到一些民国时期的“敌伪档案”，但多是文书档案和人事档案，尤其是后者，分门别类地做得很细，连一个民国时期的保长的档案都很齐全。赵广陵不能不想起当年为省公安厅打造档案柜的岁月，自己见不得人的档案，原来人家是这样装在某个袋子里（赵广陵曾称之为“裹尸布”）的。只是因为他不断改变名字，变换身份，才在风雨飘摇中躲躲闪闪地苟活下来。所谓天网恢恢、疏而不漏，背后一定有一张管理严密的网。

正是在查阅“敌伪档案”时，赵广陵看到了自己父亲赵稷源和兄长赵忠仁三十多年前的档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