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记得什么？

现代希伯来文学的一位重要作家，阿哈龙•阿佩菲尔德（Aharon Appelfeld）在1996年回到了他的家乡，一个在切尔诺维兹（Czernovitz）附近的村庄，他曾在那里度过了人生的前八年半，直到1941年6月离开。“一个八岁半的孩子记得什么？几乎什么都不记得。但神奇的是，这个‘几乎什么都不记得’的想法多年来一直为我提供着养分。离开家后时间一天都没有过去。在我移居的国家以色列，我写了30本书，都是直接或间接地取材于我童年时生活的村庄，一个在地图上找不到名字的地方。‘几乎什么都不记得’就是我不断汲取养分的源头，它似乎永远不会干涸。”因此，55年后，当阿佩菲尔德重返故里，乡间景色之优美及其带来的奇怪的熟悉感又一次唤起了他心中的幸福和无忧无虑的快乐。“谁能想象，在某个周六，我们的安息日，这个村庄的62条生命，大部分是妇女和儿童，会在干草叉和厨刀下丧生？而我，因为我当时在一间里屋，才得以逃往玉米地，躲藏起来。”

阿佩菲尔德与他的妻子以及一个电影剧组一起回到了这个村庄，当时剧组在跟拍他的返乡之旅。一群当地人聚集过来看这些陌生人。当阿佩菲尔德问及战时被杀害的犹太人被埋葬何处时，似乎没有人能回答他。但过了一段时间，当人们得知他幼时曾居住此地，接着，某个他曾经的同学也认出了他。最终，“一个高大的农民走上前来，村民们向他解释我正打探的事情，仿佛一个古老的仪式。他举起手臂指向某处：就在那里，在山上。接着是一片寂静之后爆发出的喧闹和议论，我并不能理解眼前的状况”。

阿佩菲尔德继续说：“事实证明，村民们试图向我隐瞒的事情，其实他们都很清楚，哪怕是儿童也知道。我问了一些在栅栏附近站着看我们的小孩子，问他们犹太人的墓地在哪儿。他们立刻就伸出手指给我看。”于是他们都去了那座山，一路上没有太多言语，直到“其中一个终于说道：‘这里就是墓地了。’他指向一片荒野。‘你确定吗？’我问道。‘是我当时埋了他们。’那个农民回答道。他还补充了一句：‘那年我16岁。’”

阿佩菲尔德在他母亲在这个村子被残忍杀害的半个世纪之后，找到了她的坟墓。同样，另一位作家亨里克·格林贝格（Henryk Grynberg）在他们全家人当时在波兰的藏身处附近找到了他父亲的骸骨，后者死于1944年的春天。当地村民很清楚谁在何时为什么杀了老格林贝格，也知道尸体被埋在何处。波兰电影的观众可以在帕维乌·沃金斯基（PawełŁoziński）的获奖纪录片《出生地》（The Place of Birth）中看到故事的全貌。在该片中，一台手持摄像机伴随着格林贝格完成了他寻找父亲墓地的旅程。当然，耶德瓦布内的所有居民也非常清楚，1941年7月10日在他们镇上发生了什么。

这就是为什么我相信，发生过犹太屠杀的每个城镇、每个村庄都一定保留了关于那个年代的详细记忆。事情本来就应该是这样，因为那些亲眼目睹了如此可怕悲剧的人，的确会变得麻木不仁——如果他们始终无法忘记当时所发生的一切。但这也是一个诅咒，因为大部分当地居民不仅目睹了他们的犹太邻居的死状，还亲身参与了对他们的残杀。不然，我们要如何解释冒着生命危险为犹太人提供帮助的波兰人——大屠杀纪念馆后来将他们认定为“国际义人”（Righteous Amongst Nations）—普遍害怕在他们的邻居面前承认，他们曾经在德国治下庇护过犹太人？

我们从一些与耶德瓦布内犹太人历史永远地联系在一起的人那里得知，他们有足够的理由害怕。我在此不会重述维日考夫斯基一家在“二战”期间营救瓦瑟什塔因及其他六名犹太人的完整故事。但解放后在他们身上发生的事，与我们在这里讨论的话题相关。

我，亚历山大·维日考夫斯基，与我的妻子安东尼娅，希望做出如下证词。苏联红军解放波兰之后，这些犹太殉难者自由了，我们给他们穿上最好的衣服。第一个人回到自己家，但他的家人都死了，因此他又回来和我们一起生活。剩下的几个人都回到了他们自己的地方。某个周日，我注意到一群游击队员来了，他们说：“我们今天要来铲除犹太人”，另一群人说他们要在晚上杀光所有人。从这天起，我们家的犹太人每晚就睡在田里一个放土豆的坑里，我给了他一个枕头和我的大衣。我还给其他犹太人发去了警告，他们也开始躲藏。游击队员没对其中两人的未婚妻做什么，但他们告诉两个女孩儿，如果她们未婚夫来了，不要告诉他们游击队在。当天晚上，他们到我们家来抓犹太人，他们说，交出他，他们会杀了他，之后就不会再来烦我了。我妻子回答说，我去我妹妹家了，犹太人已经去沃姆扎了，不会再回来。于是他们开始殴打我妻子，打到她遍体鳞伤，浑身淤青。他们把家里值钱的东西都拿走了，然后让她驾车送他们回去。我妻子驾马车把他们送到了耶德瓦布内附近。她回到家的时候，犹太人从藏身处出来，看到她浑身是伤。过了一段时间，另一个犹太人雅内克·库布若赞斯基（Janek Kubrzański）来了。之后我们商量了一下，决定从这个地方逃走。我们在沃姆扎定居。我妻子将我们的一个年纪较小的孩子送去了她父母那里。因为担心自己的人身安全，我们后来又从沃姆扎搬到了比亚韦斯托克……1946年，我们搬到了别尔斯克 -波拉斯基（Bielsk Podlaski）。但几年以后，当地人又发现了我们过去做的事，我们不得不再次迁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