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资料的新诠释

以1941年夏天发生在耶德瓦布内的犹太大屠杀为起点，我们重新开启了“二战”期间波兰—犹太关系的史学。五十余年来，历史学家和记者们关于此事给出的镇静剂一般的说辞，如今必然不可继续相信了。说战时在波兰杀害犹太人的只有德国人（他们在执行那些悚人的任务时，偶尔会得到辅警的协助），肯定是不对的。辅警的主要成员是拉脱维亚人、乌克兰人或某些卡尔美克人（Kalmuk），当然还有那些众所周知的“堕落的家伙”，即专门勒索那些想要逃走或藏身的犹太人的“敲诈者”—他们遭到所有人的谴责，因他们犯下恶行却轻易就逃脱了责任。历史学家和其他声音挑出这些人，认为他们是罪魁祸首，并声称，每个社会都有“人渣”存在，这些人只是一些“社会边缘人”，他们已经受到了地下法庭的制裁—如此就轻易为这起事件结案了。

在耶德瓦布内事件之后，人们就再也不能用这种虚伪的套话来敷衍战时波兰—犹太关系的问题了。的确，我们必须重新思考的不仅仅是战时的波兰历史，还有战后的；我们还应该重新评估某些已经被广泛接受的重要议题：对那些年月里人们的态度、官方的制度以及后果的解释。

首先，我认为我们应该改变我们对这个时期的材料的诠释方法。在分析幸存者的证词时，我们对他们所提供证据的评估的立论前提，应该从一种先验的批判转为一种本能性的肯定。在发现某份证词的具有说服力的反证之前，我们应承认其内容为事实；只有通过这种方式，我们才能避免在采用相反的方式诠释材料时可能犯下的错误。所谓“相反的方式”，是指在我们为证词内容找到中立的第三方确认之前，始终对其抱有谨慎的怀疑主义态度。灾难越深重，幸存者越稀少。我们必须去倾听来自深渊的孤独声音，比如在耶德瓦布内犹太人纪念册出版前，瓦瑟什塔因提供的证词，或者是芬克什塔因关于拉兹沃夫犹太大屠杀的证词。

在某种程度上，我是根据自己的经验提出观点的。正如我在本书开头所言，我花了四年时间来理解瓦瑟什塔因在他证词中想要传达的信息。但我们可以从以下两方面得出相同的结论：一方面，在找到反证之前，我们应该承认犹太人关于受到当地民众暴行欺凌的证词为真；另一方面，在波兰史学研究中，他们对波兰裔族群参与杀害波兰犹太人只字未提，故而这个结论已不言自明。有大量文件可以证明，对证词的研究是极为重要的。仅在华沙的犹太历史研究院，我们就能找到超过7万份证词，它们都是在战后立即向大屠杀幸存者收集而来的；这些证词提供了大量的证据，证明波兰人相互勾结密谋，参与杀害他们的犹太邻人。但这些证词基本上只来自那些有非常“令人难以置信”的故事可说的幸存证人—就如瓦瑟什塔因和芬克什塔因一样。因此，我极力主张放下我们的怀疑。

然而，我们如此迫切地需要改变诠释材料的方法，归根结底并不是因为我们（作为研究那个时期的史家群体）的专业技能有所欠缺。关于波兰犹太大屠杀这起我们无可回避的事件的所有证据，都有一个内在的特征，方法论上的规则应该以这个特征为基础而产生。

我们——通过证人所说的事实——所了解的大屠杀，在纳粹统治下犹太人的遭遇里，并不具有代表性。我们所了解到的，都是一些“有偏差”、有倾向性的证据：这些故事都有较为圆满的结局。因为讲故事的人都极为幸运——他们活了下来。即便是未能幸存的证人做出的陈述也是如此——因为这些陈述因叙述者的死亡中断，而叙述者留下的往往只是他们愿意说的部分。我们所能掌握的材料，只是叙述者生前写下的东西。然而，关于“黑暗之心”（亦即他们经历中最为本质的东西）、关于他们最终的背叛、关于战前90% 波兰犹太人遭受的苦难，关于这些事情的细节，我们都永远无法了解了。这就是为何我们必须逐字逐句地分析我们所能利用的所有信息碎片，因为我们非常清楚，相比现有的、基于幸存者提供的证据而对大屠杀进行的描述，真正发生在犹太群体身上的悲剧只会有过之而无不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