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不存在日报》主编　糖匪

罗伯特·富兰克林·杨，美国科幻作家，二战期间曾在太平洋战场服役三年半，一生中绝大部分时间都在纽约州度过，他在伊利湖边有一栋小屋。

除了出版过的五篇长篇小说，他的大部分小说都是短篇。“浪漫而富有诗意”，人们这么评价他的科幻作品。评论界常常将他与雷·布雷德伯里和西奥多·斯特金做比较。作为一个创作生涯超过三十年的雨果奖提名作家，杨的知名度有限，无论在国内国外，都是如此。直到他去世前，人们才知道他曾在水牛城公立学校做过校工。他曾先后在Startling Stories，PlayBoy，The Saturday Evening Post，Collier’s及其他许多美国科幻杂志上发表作品。

很难再知道他生平的更多细节，和历史上许多基本被遗忘的作家一样，他成了图书馆落满灰尘的图书，一条很少被搜索引用的词条，以及当人们讨论到某个类型科幻时被提到那一系列名字的最后几个。

但也和所有真正在写故事的人一样，他们会以另一种方式留存下来。

“前天，我看见一只兔子。昨天，我看见一只鹿。而今天，我看见你。”

这句充满趣味、令人回味无穷的话，在杨的短篇《蒲公英女孩》中出现了六次。即使不加以分行，也能让读者体会到一首短诗的精妙质感，而它本身也足以构成一篇超短篇小说。浅白、朴素、充满韵味，正因为如此，这句话在游戏《传送门2》、CLANNAD的游戏和动画版中多次被引用，成为吉光片羽般的存在被流传下来。总有这样的句子，不是吗？来路不明，不知道什么时候种进了你的脑子，然后有一天某个时候突然从你口中冒出来，对着某个人轻轻说出口。直到那个时候，你才发现原来你一直记得。

《蒲公英女孩》小说本身，也被改编为同名视觉小说，在早川书房的科幻调查中，排在了“非日本科幻作品”的第八位，同时还成为了日本电视动画《翼神传说》的灵感来源。

杨的小说无疑是跨国界、跨文化的，与其他强调差异和宏观大格局的科幻小说不同，他的小说更多侧重在共同处。他笔下的火星与地球很相似，他的未来与现在也没有太大不同。亘古至今，人性中对爱，对尊严，对能高贵地有价值地活下去的诉求都从没有变过，以后，也依旧在那儿。在这个用诗来写小说的科幻作家眼里，即使是现在的地球也不应该乏味、平庸。每个人都有权利活在乏味日常之上，去想象那些“缓慢而壮丽的、来去飘移的恒星一起度过”的日子，去想象一颗新的行星从一团金色、绿色或者天蓝色的尘埃长成一个球体并遮蔽整个宇宙的过程。

即使是普通生活，只要能发现“看起来好像混合了棉花糖、海浪泡沫和雪”的布料，只要能戏谑又温柔地描写起女孩的眼泪，也一样有触碰到星星的激动。

对于杨来说，他可能比任何人都能理解日常这个词的定义，就好像他笔下的玛丽安。“她每周五天、每天八小时地站在生产线的输送带旁边，给每个经过的煎锅安上一个把手。每当站在这条输送带旁，她就觉得自己身在另外一条输送带上往前移动——只是这条巨大的输送带上方悬挂的不是日光灯，而是她的日日夜夜。”

这不是精英式俯身的关怀。我不由地想象，这名几乎默默无闻的曾被提名雨果奖的作者，也经历、体认过这样的日日夜夜，也和他笔下许多卑微的人物一样挣扎在每天的挫败、失望与不被认同中。

杨的许多故事围绕着“选择”这一话题。而当我开始写这篇序言时，也面临着两个选择。或者剧透几个故事来个传统的文本分析，或者用下面几句话来代替所有我想说的：杨的故事并非都是完美的，但它包容、温暖，充满着人的味道和温度。这个科幻作家也是诗人，尽管生前没什么名气，但他坚信自己被赋予文学这一人类最美好的特权。

所以当他用他短小美丽同时也有点跛脚的故事告诉你，不管怎么样，人类也可以高贵地活下去时，你会选择相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