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译序（第3/8页）

这个星球上最伟大的超现实景况：《太阳帝国》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斯皮尔伯格在上海外滩等地实拍《太阳帝国》，这可能是中国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向好莱坞电影团队大规模开放公共空间。日本军队在上海街道上列队行进，与中国抵抗力量枪战，用坦克碾轧英国侨民的轿车。外滩街区被关闭，分道线被涂覆，数千群众演员走上街头，外白渡桥边架起铁丝网路障，黄浦江中的快艇挂着太阳旗。摄制现场令很多年长的上海人想起几十年前在相同地点的相同画面。

巴拉德本人受导演邀请在英国和邻居们一起参加了几个镜头的拍摄，并未借此机会亲临现场。否则，无论是八十年代的上海，还是短暂叠加于其上的三四十年代景象，在他眼中都会是超现实的。九十年代初，BBC拍摄关于巴拉德的专题纪录片时，他随剧组回到阔别四十五年的上海，算是完成了一个心愿。和如今相比，他童年的生活空间在当时还算保存完好。他在故居中认出了当年使用的蓝色油漆，甚至找到了自己用来放漫画的小书架，感觉像是走进了“时间胶囊”[12]。他参观了自己曾住过几年的龙华集中营，在房顶对着镜头介绍周边所有建筑在当年的功用，在生活了将近三年的小房间中回忆当年父母姐姐床铺的位置。

在这部名为《上海吉姆》的纪录片中，巴拉德当然提到了战争给童年留下的烙印。在他看来，欧洲二战时发生的严重暴行从某种意义上可以归因于纳粹理念的罪恶。“但在远东，我成长的地方，并没有解释。严重暴行发生了，数几百万人被谋杀，没有真正的原因。……我有这个未解开的包袱，我想解读我留在过去的生活。”这一愿望对巴拉德后来的择业有很大影响。他在谈到学医的决定时说：“我想我意识到希望成为心理医生的愿望是我与（我刚体验了三四年的）陌生的英国生活接轨的尝试之一。它是我与失去的、从某种意义上说留在了上海的自我重新建立联系的尝试。”[13]在晚年的另一部纪录片中，他称在上海的生活给了自己“一大套有待解答的问题”[14]，是自己走上学医道路的原因，并补充说，成为心理医生之后，第一个病人将是自己。

巴拉德在童年便目击战乱、贫病、死亡和人类光怪陆离的欲望，享受过上层社会的丰足，然后突然遭受被困于集中营的苦难。了解巴拉德的这一独特经历，对理解他一生作品中诸多令人感到不适的场景和情节是有帮助的。这一点在笔者2009年的文章《从上海到内层空间》[15]已有论述。那篇文章所讨论的巴拉德最后作品《生活的奇迹》，与其他众多文章和访谈一样，将作者后来对超现实主义与精神分析的爱好乃至一生的创作方向与其童年经历紧密联系起来。除此之外，《生活的奇迹》的另一重要功用，是驱动读者去重新审视《太阳帝国》，将其从写实的框架中解放出来，并通过对照阅读去了解《太阳帝国》的文学价值。

在写作之前，巴拉德曾耗费多年时间与当年的集中营难友重新建立联系，收集相关材料。在被问到为何年过五十才开始写作此书时，他表示，必须等三个孩子安然度过青春期之后才会写作自己艰险的青春期。“为了写这本书，我知道我不得不将青春期阶段的我重新暴露在那些危险面前。当孩子们还在青春期时，他们应该受到保护。”[16]巴拉德显然希望能够精确还原当年的遭遇，但他所作的处理也是显而易见的，例如，书中将父母排除在主人公集中营生涯之外，这一设定并不符合巴拉德的个人经历。他对此的解释是：“我仔细想过这一点，但我感觉让吉姆当一个战争孤儿更接近事件的心理学层面和感情层面的真实。”[17]然而，纵然这些层面的真实性可以探讨，但最终还是作者个人的。按罗西的观点，《太阳帝国》可以解读为弗洛伊德“屏蔽记忆”的文学变异：“从历史角度来说并不总是正确的，但却能承担压抑创伤经验的功能。”[18]即便是书名本身，也含有多个寓意。巴拉德曾对书名给予了有限的解释：“《太阳帝国》确实同时指有着日升国旗的日本帝国和我们在原子弹标志下共同生存的那个帝国或领域：核时代。”[19]而部分评论认为帝国也暗指中国和美国。

很显然，在《太阳帝国》中，巴拉德并非只是拆解“时间胶囊”并展示其成分，它虽然在巴拉德惊世骇俗的作品中显得最为传统，但极可能是作者投入最多心力、终其大半生写作理想的成果。无论如何解读，以亲历为素材去描绘一个少年眼中的世界大战和集中营生活，让《太阳帝国》不仅在巴拉德的作品中独树一帜，也使它成为二十世纪最珍贵的文学宝藏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