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海中的蜉蝣

——《天年》序

■刘慈欣

在原本空无一物的湖面上方，不知从何时开始渐渐聚集起一大片模糊不清的东西，氤氲如烟。

那是蜉蝣！

这种孱弱的生命正在拼命挣脱水的束缚，冲向天空，它们相互拥挤、推攘，甚至倾轧和构陷……阳光下的飞翔就是它唯一的追求，烟云般的蜉蝣之舞就是它全部的宿命！……

黄昏不可遏止地来临了……

一个错误出现了，又一个，接着又一个。像沾染了灰尘的雪片般，蜉蝣们的尸体越来越密集地坠落。挂在树枝间，落在草尖上，更多的是漂荡在水面，然后葬身鱼腹……在大地的这一面即将进入夜晚之际，蜉蝣们的一切便已沉入永恒的黑暗。它们当中没有任何一只能够目睹下一次晨曦的来临。

这是《天年》中的一段让人印象深刻的描写，这种朝生暮死的小虫，引发过多少诗人的感叹。但人们很快意识到，从大自然的时间尺度上看，人类的命运与蜉蝣没有什么区别。

人类个体生命的时间跨度为八十年左右，这真的是一段短暂的时光。即使以光速飞行，这段时间我们也只能跨越八十光年的距离。八十年，大陆漂移的距离还不到一米；即使以生命进化的时间尺度看，一个物种可见的自然进化要两万年左右才能发生，与之相比，八十年只是弹指一挥间。与蜉蝣相比更为不幸的是，人类看到了这个图景！

我们有理由对Ta发出质问：为什么要这样？！Ta可以是有神论者的上帝或造物主，也可以是无神论者的自然规律。为什么个体生命被设定得如此短暂？现在所得到的最可能的答案是进化的需要，只有不断地死亡和新生才能给自然选择以机会。正是个体不断地死亡和新生才使物种整体得以在进化中尽可能长时间地延续。至于是不是还有什么别的理由，我们不知道。地球上也有极少数近乎永生的物种，如灯塔水母，但绝大多数的生命个体都是一个个朝生暮死的悲剧。

正是个体生命的短暂和物种整体延续时间的漫长，导致了人们对个体和物种的生存状态产生了不同的印象：个体的寿命是短暂的、有终点的；而物种整体则是永生的。我们暂且把这种印象称为“物种错觉”。

物种错觉在中华文化中最为明显。基督教和伊斯兰教文化中都有世界末日的概念，但在中华文化中则很难找到末日的蛛丝马迹，我们的文明没有末日意识，它在潜意识中认定自己是永生的。

其实在古代，物种错觉倒是更符合人们的直觉。无论在东方还是西方，在那漫长的进步缓慢甚至时有倒退的年代，作为个体的人在一生中看不到生活和世界有什么本质的变化，一生如同不断重复的同一天，尽管天下不断经历着改朝换代，但只是城头变幻大王旗，城本身是永恒存在的。

但工业革命后，物种错觉被打破了，时间不再是一汪平静的湖水，而是变成了一支向前飞行的箭，文明的进化呈现出以前没有的明显的方向性，过去的永远成为过去，即将到来的也不会再重复。方向性的出现暗示着终点的存在。现代科学也证实了末日的存在，在人的一生中看不到任何变化的太阳其实正在演化之中，在虽然漫长但终究是有限的时间内终将走向死亡。就整体宇宙而言，虽然目前宇宙学还没有最后确定宇宙的膨胀是开放的还是封闭的，但无论是哪种可能性，宇宙都有末日。不断膨胀的宇宙将撕裂所有物质，宇宙最终将成为物质稀薄的死寂的寒夜；而因引力转为收缩的宇宙将在新的奇点中结束一切。现在我们意识到，一个物种和文明，也同一个生命个体一样，有始，也必然会有终。

面对现代科学，中国文化中的物种错觉也在破灭中，但在文学中，这种错觉一直在延续。文学在不断地描写个体的末日，感叹人生苦短，但从来没有正视过物种和文明的整体的末日，即使是中国科幻文学也是这样的。中国科幻自清末民初诞生以来，直到上世纪末，很难找到末日题材的作品。新中国成立以后，末日题材曾经是一个忌讳，世界末日的概念被视为资本主义文化所专有的悲观和颓废。但人们忽略了一个事实：在这一时期的主流哲学观辩证唯物主义中，末日这一概念恰恰是得到哲学上的认可的。老一辈在谈到生老病死时，总是达观地说道：我是一个唯物主义者嘛。

在国内新生代的科幻小说中，特别是近年来，末日题材开始出现，以长篇小说为例，近年来就有拙作《三体》系列、王晋康的《逃出母宇宙》和何夕的这本《天年》涉及末日题材。至少在科幻小说中，我们开始正视这一沉重而宏大的命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