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导读韩松的『鬼魅中国』(第3/7页)

到了民国时代,重要的作家们主要致力于个人解放与民族独立。尽管青年时代的鲁迅写有《中国地质略论》(1903)、《科学史教篇》(1907)等科学论文,还曾经译介过凡尔纳的作品,甚至推崇过科幻这一文学类型,但他本人的文学创作实践,特别是小说写作,却专注于对历史的思索和对现实的批判,而对最适于探讨科技问题的未来这一维度则并未直接涉及。另一位提倡个人解放的文学巨匠巴金,在晚年谈到凡尔纳时,回忆到在当时的特定历史条件下,他“主要探讨人生的生存与解放,与吃人的社会作抗争,因此没有精力过问科学小说”。这一时期的科幻小说大体上仍然延续普及科学知识(以顾均正1940年的《和平的梦》为代表)和讽刺现实(如老舍1932年的《猫城记》)的路数。

新中国成立后,主要受到苏联和凡尔纳影响的科幻小说属于社会主义文学的一部分,致力于讴歌社会主义建设取得的成绩和对明日共产主义的憧憬,充满了科技无往不胜的乐观,其形态也显得较为纯粹:近未来(很少超出一个世纪的未来)、近空间(很少超出火星轨道)、纯技术(缺少人文主题和哲理思考)、窄视角(多数限于国家和民族之内)、少儿化。直到1980年代末开始出现的一批科幻作家那里,对现代性与科技的反思才在虚构文学的领域里获得了广泛、深入、成熟的探讨。韩松正是其中的佼佼者。他持续地关注和了解当代科技的动向,对科技给人类生活特别是中国人的生活带来的影响怀有浓厚的兴趣,并采用科幻小说的形式,来讨论用技术武装起来的现代鬼,对“五四”以来提出的诸多文化命题进行了拓展和再思考。

鲁迅在1922年为小说集《呐喊》所写的著名自序中,曾把当时的中国比喻为一个“铁屋”,人们在昏睡中走向死亡却并不怎么痛苦,一旦少数醒来的启蒙者大声呐喊,把人们叫醒,却发现铁屋难以破坏,那时只能让人们更加痛苦,启蒙者陷入了“希望”和“绝望”的困境中。而在韩松的《我的祖国不做梦》(2003)中,鲁迅提出的“从昏睡入死灭”的命题,在新的时代中竟然演变成了“从昏睡入强盛”。故事中,白天一盘散沙的中国人在夜晚被神秘的“黑暗委员会”所操控,以梦游的方式工作,效率奇高。主人公“小纪”因为遇到来调查此事的外国记者而知道真相,并发现自己美丽的妻子在梦游中成为某“要人”的玩物,愤怒的小纪意欲向要人报复,但原本软弱的他被“必须以梦游实现中国的强大”这一理由所挫败,认同了“在这个风云突变、危机四伏的世界上,中国人是可以不做梦的”的道理,在痛苦和崩溃中只能选择带着梦游中的妻子自杀。在这里,国家的崛起成为不容辩驳的理由,个人权利的牺牲成为理所当然,在技术协助下的“昏睡”,成为必要的选择,惊醒者的“呐喊”反而不合时宜,只能以自我毁灭来结束精神分裂的痛苦。

而在《美女狩猎指南》(2002)中,神秘公司用生物技术,以工业化方式生产可以快速生长的人造美女,将这些“长有卵巢和子宫的纯种动物”放到一座岛屿上,供有钱而寻求刺激的好色男人狩猎。以真枪实弹武装的男人捕获女人后可以随意处置,但也有被女人杀死的危险。主持这一项目的博士竟说这种活动可以为当地经济做贡献。这里,科学的进步反而助长了最黑暗的欲望,而蒙受过性心理创伤、成年后又被僵硬的社会现实所掏空的男人们,只有在极端残酷而诡异的环境中,在以死亡为代价的猎捕和征服中,才能重新找回生命的激情,以变态的方式释放被扭曲的欲望。

如果说,“染缸”给人一种滞重、无变化、静态的印象,韩松的“鬼魅中国”,更像是一种动态的、生长着的巨怪,它是“五千年的固有逻辑”与现代科技联姻的产物,是由西方发起的现代性工程在遭遇所谓的“东方精神”后,在扭曲与挣扎中的曲折展开。在某种程度上,韩松之所以写作,就是为了与这个巨怪抗争。因为,“在追求国家繁荣强盛这一点上,我与诸位都有共识”。

绝望的失眠人

“我认为,人类还没有克服他们天生的邪恶,只不过是被技术压抑了。一旦出了差池,就会引发最糟糕的局面。对所有人都一样,不论中国还是西方。”在《火星照耀美国》(初版于2000年,2012年修订再版)中,韩松探讨了文明的兴衰变乱和人类“天生的邪恶”。故事中,衰败而闭关锁国的美国发生了第二次内战,甚至出现了对前总统“文革”式的批斗。这与其说是近代中国历史的翻转,不如说是对明日世界真实走向的推测:在异常的灾难面前,一向指责中国专制的西方,将会反过来渴求中国式的统一规划么?东方式的集体主义将替代西方的个人主义,成为人类新的“普世价值”么?可是,这些严肃的追问,却总是笼罩在诡异的红色火星,以及不时现身又神秘离去的外星飞船的阴影下。结尾处,神秘的火星人来到地球,从此地球成为“福地”,作者没有交代所谓的“新时代”究竟是什么样子,暧昧、不安的气氛给读者留下了无从解答的悬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