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 涅墨西斯（第2/13页）

“可是，”鲁本斯不解地问，“如果人类如此憎恶杀人行为，为什么还会有战争？就凭百分之二十的开枪率，美国又是如何在二战中取胜的呢？”

“首先，在男性士兵中，有百分之二是‘天生杀人魔’，可以毫无顾虑地杀人，即精神变态者。但是，他们中的大多数返回社会后会过着普通的市民生活，只有在战争中，他们才会变成对杀人行为毫无悔意和自责的‘理想的士兵’。”

“可是，光靠这百分之二的士兵，怎么可能取得战争的胜利？”

“实际上，将剩下的百分之九十八的士兵培养成杀人恶魔是很简单的。首先，通过对权威的服从和归属集团的同一化，消除个人的主体性。然后，很重要的一点是，让士兵与杀戮目标保持距离。”

“距离？”

“嗯。这个词由两个概念构成：心理距离和物理距离。”

比如，如果敌人属于其他人种，或者语言、宗教、意识形态不同，那就会有心理距离，杀起来会容易得多。平时就与其他民族有心理距离的人，即相信自己所属民族优秀、其他民族劣等的人，在战争中很容易变为杀人者。在日常生活中，这样的人很常见。只要再将敌人劣等、与畜生无异的观念灌输进他们的意识，打着正义旗帜的杀戮就可以开始了。这种洗脑教育，在所有的战争中，乃至平时，都屡见不鲜。给敌人取诸如“日本佬”“越南猪”之类的蔑称，就是这种教育的第一步。

“为了保持物理距离，”心理学家继续道，“就必须使用武器技术。”

在战斗最前线迟疑开枪和不愿开枪的士兵，只要与敌人拉开一段距离，就会毫不犹豫地使用更具破坏力的攻击手段——发射迫击炮或舰载炮、飞机空投炸弹等。在眼前射杀敌人的士兵会背负终身难以愈合的创伤，而参加空袭、夺走上百人性命的投弹手则感受不到丝毫内疚。

“有学者说，想象力是人区别于动物的标志。可是，在使用武器时，人连最低限度的想象力都被麻痹了。他们根本想不到轰炸机下乱窜的人们会如何惨死。这种反常的心理不仅出现在军人身上，一般市民中也普遍存在。明白吗？”

鲁本斯点点头。人们往往会鄙视用刺刀杀死敌人的士兵，却将击落十架敌机的飞行员视为英雄。

“杀人武器的开发，强调尽量远离敌人，尽量用简单的手段大量杀伤敌人。于是，人类逐渐放弃了徒手搏斗，发明了刀、枪、炮弹、轰炸机等武器，以至于洲际核导弹。而且，在美国，武器工业成了国民经济的基础产业。所以战争永远不会消失。”

接触到这类研究的鲁本斯，察觉到现代战争的一个共通点。战争当事者中最为残忍、决定发动战争的最高权力者，往往与敌人的心理距离和物理距离最远。出席白宫晚餐会的总统，既不会溅上敌人的鲜血，也听不见战友肉体被撕裂时发出的临终惨叫。总统几乎不用承受杀人所带来的任何精神负担，所以他与生俱来的残忍才会被彻底释放。随着军队组织的进化和武器的改良，现代战争中的杀戮必然愈演愈烈。战争的决定者下达大规模空袭命令时，不会感到半点良心上的责备。

那么，明知数十万人的性命将毁于一旦，却仍下令开战的一国领袖，其残暴性与普通人一样吗？还是说，他们本就是异常的人类，在社交性的微笑背后隐藏着非比常人的攻击性？

鲁本斯推测答案是后者。被权势欲所俘虏、在政治斗争中取胜的人，应该具有超常的好战资质。可是，在民主国家，这样的人反而会被选为领袖。民主选举遵从民意，被人民选中的人体现的正是集体的意志。换言之，战争心理学研究的其实是当权者的心理学。为了了解人发动战争的原因，就必须破解发动战争的人的精神病理。

在圣菲研究所，鲁本斯一边加深对复杂适应系统理论的认识，一边利用闲暇时间从事此类研究。返回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之后，他对以掌权者为唯一研究对象的战争心理学的兴趣也没有减弱一分。他在短时间内学习了精神病理学和临床心理学，运用病理学，尝试分析了下届总统候选人的人格，得出的结论是：假如格雷戈里·万斯当选总统，更可能发生战争。半年后，万斯在总统选举中获胜，鲁本斯判断人类历史将朝坏的方向发展，他非常渴望一窥万斯政府的内幕。当时他已经快三十岁，也萌生了结束学究生活的念头。是时候走出象牙塔，投身到人类这种生物构成的汪洋大海中了。

他首先通过洛斯阿拉莫斯研究所的同事，寻找能接近白宫的就职机会。国家机构都非常欣赏鲁本斯非凡的智力。陆军情报部和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都向他发出了邀请，他不知作何选择。就在这时，他得知了一个以前从未听说过的智库：总部位于华盛顿特区的“施耐德研究所”。它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设立的诸多智库之一。其他研究机构设有经济、外交、军事战略等研究类别，而施耐德研究所专攻情报战略。表面上是私营的公共关系公司，但实际上最大的客户是中情局和国防部。之所以它的知名度远不如兰德公司，是因为研究所谨小慎微地活动，尽量避免引起公众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