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露之变”的阴谋（第7/8页）

就这样，文宗皇帝、郑注、李训三人成立了一个反对宦官和朋党的秘密联盟。

郑、李二人虽是王守澄推荐的，但并不妨碍他们最终站在皇权一边。随后，连续成功诛杀了王守澄等人。此时李训已被升为宰相，有一次，跟郑注密谈，说要铲除宦官必内外合力，所以想叫郑到离长安最近的凤翔做节度使，以便直接掌握军队。一向被认为狡诈的郑注，十分爽快地答应了。从这个细节看出来，郑注没有过多地想自己的得失。否则，他完全可以拒绝跑到凤翔去做地方官。

同时，郑注出了条奇计，就是前面说的，趁在长安城外为王守澄下葬之际，他率领亲兵，扑杀包括仇士良在内的大小宦官。但李训此时的欲望更大，不但担心郑注抢去首功，而且亦有意诛杀宦官后再杀郑注，所以带着一群不靠谱的帮手，在皇宫中抢先发难，终被经验丰富的宦官反戈一击。

但在那么多大臣甘于随波逐流甚至见了宦官都哆嗦的时代，一个眼神儿不好的江湖郎中和一个研究《易经》的人站了出来。这是需要极大的勇气的。因为稍一失手就满门皆灭。有人说他们是为了钻营，想往上爬。仔细一分析，就会发现这种说法不成立。对李训、郑注来说，一个事变前就当上宰相了，已经位极人臣了；另一个则是文宗眼前的红人。所以说，如果没有一个政治理想支撑着，他们不可能进行这样的大冒险。清代学者尚宛甫说得非常好：“训、注虽谲进，然乱贼人人得诛！举世畏宦官，训、注独舍生诛之，使其谋成，则武、宣、懿三宗必无复废立之事。”

史上的评价，对李训还稍微好点，对郑注则出奇的低。其实，郑注并非像很多人说的那样是个只知党同伐异的小人。举个例子，当初，文宗以郑注为太仆卿兼御史大夫，郑注担任新职前举荐了仓部员外郎李款接替自己的旧职。

文宗说：“郑注啊，这李款以前曾向我弹劾过你。”

郑注答：“加臣之罪，虽于理而无辜；在款之诚，乃事君而尽节。”

这话也是响当当的。由此可见人性的复杂，任何一棍子打死的事都是不可取的。最初，郑注只是个飘零江湖的郎中，但无常的命运与个人的奋斗，把他一步步推到时代舞台的中央，并最终让他成为一个悲剧性的人物。

“甘露之变”失败了，主要原因在于李训，首先没执行更稳妥的郑注的计划，其次用人不当，韩约之类皆不堪大任。这是历史的定数，又充满了偶然，乃至于诡异。那是事变爆发前多年，“郑注大和初赴职河中，姬妾百余尽骑香气数里，逆于人鼻。是岁，自京至河中所过路，瓜尽死，一蒂不获”。由于铺天盖地的香气的袭击，自长安至河中的瓜都死了。是不是预示了几年后“甘露之变”的结局？

“甘露之变”对晚唐士人的心灵影响太大了。

事变发生后，退居东都洛阳做“中隐”闲官的白居易一声叹息，他的很多同僚都死于事变，包括当初打击过他的王涯。怀着复杂的心情，诗人写下著名的《九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感事而作》：“祸福茫茫不可期，大都早退似先知。当君白首同归日，是我青山独往时。顾索素琴应不暇，忆牵黄犬定难追。麒麟作脯龙为醢，何似泥中曳尾龟。”

当初，剪除宦官集团的过程中，郑注、李训曾将一个叫田全操的宦官贬到外地，随后通知当地官员，令其将田秘密决杀。但很快“甘露之变”爆发，田全操得以脱险，随即返回长安，并在路上扬言：“我入城，凡儒服者，无贵贱，当尽杀之！”此日，田全操入金光门，整个长安朝廷一下子就乱了，很多大臣认为宦官又要大肆杀人了。当时，新任宰相李石、郑覃正跟大臣们在血迹未干的中书省议事，听到田全操入城后，转眼间在座大臣跑了一半儿。郑覃也想跑，但被李石制止。李石找到仇士良，道明此事。仇或真或假地安慰了几句，说有他在，姓田的家伙断不敢闹事。

田全操虽然没闹事，但仇士良却没放过李石，因为这位新宰相有点不怕他，多次跟他针锋相对。为此，仇士良派刺客在李石上朝途中进行截杀，李伏在马上一路奔回府邸，在门口又遭刺客第二轮袭击。虽然李石逃过一劫，但把满朝大臣吓坏了，转天早朝时，文武百官来了几个呢？九人而已。李石最终屈服，向文宗辞职，自求到外地做官。就连当初平定藩镇的著名宰相裴度，也萌生就此归隐之意。

“甘露之变”改变了唐朝大臣和士人们的心灵格局与走向。事变前，士人们还有抱负，积极用事，欲恢复盛唐景象；事变后，则完全消沉，基本上都退守自家庭院和内心深处了，从士风到诗风乃至整个社会气象都为之一变。看刘沧《秋日过昭陵》中所写：“那堪独立斜阳里，碧落秋光烟树残。”消沉、伤感、麻醉、追忆、无力感和等待日落的心情，是“甘露之变”后的晚唐时代的一切风格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