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莉娜坐在路旁，望着马车朝她爬上山来，暗自在想：“我从亚拉巴马州到了这儿，真够远的。我一路上都是走着来的。好远的一路啊。”她想着虽然我上路还不到一个月，可我已经到了密西西比州，这一次，离家可真够远的。打从十二岁起，我还没离开多恩厂这么远过呢。

父母去世之前，她从未去过多恩厂，尽管一年里她要去镇上七八次，每次总是在星期六，坐着马车，穿上邮购来的衣裙，一双光脚丫子踏在马车底板上，而鞋子却用张纸包好放在座位旁边。等马车快进镇子的时候她才穿上鞋。她长成个大姑娘后，总要叫父亲把马车停在镇口，让她下来步行。她不肯告诉父亲为什么她宁肯步行而不愿坐在车上。他以为她喜欢平坦的大街和街边的人行道。实际上，她认为这样一来，看见她的人，她走路遇到的人，都会相信她也是个住在城镇里的人。

她十二岁那年，父母在同一个夏天去世，死在一个只有三间小房和一处公用厅堂的小木屋里，死在一间点着虫绕蛾飞的煤油灯的房里，室内光秃秃的地板被光脚长年累月地踩踏，平滑光亮得像用旧的银器。她是家里活下来的孩子中最小的一个。先是她母亲去世，临死时她说：“好好照顾你爹。”莉娜这样做了。后来有一天，她父亲说：“你去多恩厂跟麦金利过日子吧。收拾收拾东西，做好准备，他一来你就跟他走。”说完他便咽了气。她哥哥麦金利赶着马车来了。下午他们便把父亲埋在乡村教堂后面的小树林里，用松木板立了块墓碑。第二天早上，她和麦金利一道坐上马车去多恩厂，从此离开了家乡，虽然当时她可能还不知道这一走便永远不会回来了。马车是她哥哥借来的，他答应过要在天黑以前归还。

她哥哥在厂里干活。村里的男人不是在这家厂里做工便是为它服务。这家厂采伐松木，已经在这儿开采了七年，再过七年就会把周围一带的松木砍伐殆尽。然后，一部分机器，大部分操作这些机器的人，靠它们谋生的人和为它们服务的人，就会载上货车运到别的地方去。由于新机器总可以以分期付款的方式添置，有些机器便会留在原地：立在断砖头和杂草堆中的车轮，形容憔悴，扎眼刺目，不再转动，那副样子真叫人触目惊心；还有那些掏空内脏的锅炉，以一副倔头倔脑、茫然而又若有所思的神情支撑着生锈的不再冒烟的烟囱，俯视着到处都是树桩的、萧瑟肃静而又荒凉的田野——无人耕耘，无人栽种，经过年复一年的绵绵秋雨和春分时节的狂风骤雨的冲刷侵蚀，渐渐成了一条条红色的堵塞得满满的沟壑。于是，这个即使在全盛时期也上不了邮政部地名录的小村子便被人彻底忘却，连那些继承这份遗产的、肚子里有钩虫的子孙后代也记不得了；他们拆掉房舍，用来当烧饭取暖的柴火。

莉娜到来的时候，村里大约住着五户人家。这儿有条铁路，有个车站，每天有一趟客货混合的列车，发出尖厉刺耳的声音飞驶而过。人们可以挥动红旗叫列车停下来，但它通常总是像个幽灵似的突然从满目荒凉的丛山中钻出来，像个预报噩耗的女巫尖声哭喊着，从这个小得不像村庄的村子、这个像颗断线的项链里被人遗忘的珠子似的小村庄横穿而过。莉娜的哥哥比她大二十岁。她上他家去住的时候几乎记不起来他的模样。他跟一个老在生儿育女的老婆住在一栋没油漆过的、有四间房的屋子里；一年中几乎总有一半时间，嫂子不是在卧床生育便在产后调养，这时候，莉娜便操持全部家务，照料别的几个孩子。后来，莉娜曾喃喃自语：“我想就是因为这个缘故，我自己也就很快有了孩子。”

她在屋后一间披房里睡觉。这间房有扇窗户，她学会了摸黑把它打开、关上而又不弄出一点儿声响；房里还睡着别的人，先是她的大侄儿，后来是老大和老二两个侄儿，最后是同三个侄儿一块儿住在里面。她在这儿住了八年之后才第一次打开这扇窗户，但开关了十来次便发觉根本不该去碰它。她对自己说：“我命该如此。”

嫂子告诉了哥哥。于是他注意到她的体形在起变化，他本来早些时候就该注意到的。他是个很严厉的人，汗水冲掉了他身上的温柔、豁达和青春气质（他刚四十岁），只剩下了在绝望中苦苦挣扎的毅力和固执，以及对并无多大指望的祖传血统的自豪感。他骂她婊子，斥责那个男人（他猜对了，因为年轻的单身汉或者满身锯木屑的色鬼比村里人家的户数还少），但她不肯认错，虽然半年前那男人便溜了。她说来说去总是那句话：“他会捎信给我的，他说了要来接我的。”她毫不动摇，绵羊似的等待着，充满卢卡斯·伯奇之流所依赖和深信不疑的耐心和忠贞不渝，即使到了真正需要他们的时刻，他们也不打算露面。两个星期后，她又一次从窗户爬了出来。这一次爬起来有些困难了。她想：“要是先前爬起来这么困难的话，我想现在就不会爬窗户了。”她完全可以在大白天从门口走出去。谁也不会阻拦她。这她心里也许明白。但她仍然选择了晚上，并且从窗口爬出去。她带走了一把棕叶扇，一个用印花大手帕扎得紧紧实实的小包。里面除了零碎东西外，还有三毛五分钱的硬币。她穿的是她哥哥穿的鞋子，他送给她的，还有八九成新，因为夏天他们谁也不穿鞋。她一走上泥土路，便脱下鞋来拿在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