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百二十二章(第3/5页)
一八九二年初,他未遵从伯父让他进牛津攻读神学的安排,而去德国海德堡大学学习了一年。在那儿,他接触到德国哲学史家昆诺·费希尔(Kuno Fischer)的哲学思想和以易卜生为代表的新戏剧潮流。同年返回英国,在伦敦一家会计师事务所当了六个星期的练习生,随后即进伦敦圣托马斯医学院学医。为期五年的习医生涯,不仅使他有机会了解到底层人民的生活状况,而且使他学会用解剖刀一样冷峻、犀利的目光来剖视人生和社会。毛姆曾说:"这段经历对我很宝贵。对一位作家来说,我不知道还有什么比从医数年更好的锻炼了。"他的第一部小说《兰贝斯的丽莎》,正是根据他从医实习期间的所见所闻写成的。
从一八九七年起,毛姆弃医专事文学创作。在接下来的几年里,他写了若干部小说,但是,用毛姆自己的话来说,其中没有一部能够"使泰晤士河起火"。他转向戏剧创作,获得成功,成了红极一时的剧作家,伦敦舞台竟同时上演他的四个剧本。他的第十个剧本《弗雷德里克夫人》连续上演达一年之久。这种空前的盛况,据说只有著名剧作家肖伯纳才能与之比肩。但是辛酸的往事,梦魇似地郁积在他心头,不让他有片刻的安宁,越来越强烈地要求他去表现,去创作。他决定暂时中断戏剧创作,用两年时间潜心写作酝酿已久的小说《人生的枷锁》。
第一次大战期间,毛姆先在比利时火线救护伤员,后入英国情报部门工作,到过瑞士、俄国和远东等地。这段经历为他后来写作间谍小说《埃申登》提供了素材。战后他重游远东和南太平洋诸岛;一九二○年到过我国,写了一卷《中国见闻录》。一九二八年起毛姆定居在地中海之滨的里维埃拉,直至一九四○年纳粹入侵时,才仓促离去。
两次大战的间隙期间,是毛姆创作精力最旺盛的时期。二十年代及三十年代初期,他写了一系列揭露上流社会尔虞我诈、勾心斗角、道德堕落、讽刺有闲阶级荒唐行径的喜剧,如《周而复始》、《比我们高贵的人们》和《坚贞的妻子》等。这三个剧本被公认为毛姆剧作中的佳品。一九三三年完稿的《谢佩》是他的最后一个剧本。毛姆的戏剧作品,情节紧凑而曲折,冲突激烈而合乎情理;所写人物,着墨不多而形象鲜明突出;对话生动自然,幽默俏皮,使人感到清新有力。但总的说来,内容和人物刻画的深度,及不上他的长、短篇小说,虽然他的小说作品也算不上深刻。这一时期的重要小说有:通过描写一画家舍弃西方文明,来到南海与土著人民生活在一起,创作出绚烂多彩的画幅,反映现代西方文明束缚、扼杀艺术家个性及创作的《月亮和六便士》;通过一位"文坛泰斗"及其周围种种人物的描写,惟妙惟肖地刻画当时文坛上可笑可鄙的现象的《寻欢作乐》;以及以大英帝国东方殖民地为背景、充满异国情调的短篇集《叶之震颤》等。短篇小说在毛姆的创作活动中占有重要位置。他的短篇小说风格接近莫泊桑,结构严谨,起承转落自然,语言简洁,叙述娓娓动听。作家竭力避免在作品中发表议论,而是通过巧妙的艺术处理,让人物在情节展开过程中显示其内在的性格。
第二次大战期间,毛姆到了美国,在南卡罗来纳、纽约和文亚德岛等地呆了六年。一九四四年发表长篇小说《刀锋》。在这部作品里,作家试图通过一个青年人探求人生哲理的故事,揭示精神与实利主义之间的矛盾冲突。小说出版后,反响热烈,特别受到当时置身于战火的英、美现役军人的欢迎。
一九四六年,毛姆回到法国里维埃拉。一九四八年写最后一部小说《卡塔丽娜》。此后,仅限于写作回忆录和文艺评论,同时对自己的旧作进行整理。毛姆晚年享有很高的声誉,英国牛津大学和法国图鲁兹大学分别授予他名誉文学博士学位。一九五四年,在他八十寿辰的时候,英国女王授予他颇为显赫的"荣誉团骑士"称号。同年一月二十五日,英国著名的嘉里克文学俱乐部(Garrick Club)特地设宴庆贺他的八十寿辰;在英国文学史上受到这种礼遇的,只有狄更斯、萨克雷、特罗洛普三位作家。一九六一年,他的母校,德国海德堡大学,授予他名誉校董称号。
一九六五年十二月十五日,毛姆在法国里维埃拉去世,享年九十一岁。骨灰安葬在坎特伯雷皇家公学内。死后,美国著名的耶鲁大学建立了档案馆以资纪念。
巨著《人生的枷锁》是毛姆的代表作,带有明显的自传色彩。书中主人公菲利普·凯里童年和青年时期的辛酸遭遇,大多取材于作家本人早年的生活经历;作家在这个人物身上,更是倾注了自己的思想感情和切身感受。但是,"《人生的枷锁》并非自传,而是一部带有自传色彩的小说,里面事实和虚构不可分割地交织在一起;"作家是依仗事实的启示,"使用小说家的权限,炮制了若干故事来写我创造的人物。"换句话说,在这本小说里,毛姆打破了事实的拘束,虚构了某些重大情节,塑造了菲利普·凯里这一人物形象。通过描写本人公的曲折遭遇,揭露社会从精神到物质上对人的折磨与奴役。虽说在菲利普·凯里的身上,我们可以看到毛姆早年的某些影子,但他更像狄更斯笔下的大卫·科波菲尔,更像塞缪尔·勃特勒笔下的艾内斯特·蓬提法克斯和康普顿·麦肯齐笔下的迈克尔·费恩。因而,《人生的枷锁》成为继塞·勃特勒的《众生的道路》以后又一部取材于作者亲身经历、揭露维多利亚时代末期英国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主义作品,从而真正确立了毛姆今英国文坛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