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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初识艾略特时，仅是位普通的年轻作家，吸引不了他的目光。他认人的功夫一流，无论在什么场合遇到，他都亲切地向我握手问候，却无意多做攀谈。比如说，我若在歌剧院瞥见他与某某显要看戏，他便不大会注意到我。但后来因缘际会之下，我成了一炮而红的剧作家，随即发觉艾略特待我多了分热络。某日，我收到他的邀约，请我参加克拉布利奇饭店的午宴。这家饭店高级奢华，是他在伦敦的落脚处。宴会规模不大，也鲜有达官贵人，我猜想这摆明是试探我。不过在那之后，我因小有名声，结交了不少新朋友，见到他的机会也更加频繁。过没多久，那年秋天我在巴黎待了数周，某回在一位共同的朋友家中，再度遇见艾略特。他向我要了住址，才没两天，我又接获邀请参与午宴，这回地点是他的私人公寓。我抵达后才赫然发现，这场午宴可不同凡响。我不禁窃笑，心里已经有了底，他深谙人情世故，想必晓得若在英国社会，身为作家的我绝对人微言轻，但如今是在法国，作家的身份备受尊崇，我的地位可就水涨船高了。之后数年内，我俩来往得颇为密切，却未发展出友谊。我不禁猜想，艾略特这人或许当不成朋友。他只在乎旁人的社会地位，其他事一概毫无兴趣。我只要恰巧人在巴黎，抑或他刚好来到伦敦，他便邀我出席聚会，有时是为了充充场面，有时则是不得不款待旅外的美国人。就我看来，部分宾客应是老客户，部分则从未谋面，携着引荐函径自前来，这些人便成了他的负担。他觉得自己有义务招待他们，却不愿将其介绍给那些有头有脸的朋友。因此，打发这些不速之客的最佳手段，莫过于让他们吃饱喝足，再带他们去看场戏。但安排起来实属难事，因为艾略特每晚都有应酬，行程通常都排到了三周之后，况且他也隐约觉得，这群人应该不大会就此满足。我既是个无害的作家，他也不介意常向我诉苦。

“美国人实在不会替人着想，推荐信给得这么草率。我不是不欢迎这些来访的客人，但真不知道为什么非得让他们去烦我的朋友。”

他为了聊表歉意，便会寄给朋友一篮篮玫瑰、一盒盒巧克力，但有时这些举措依然不够。通常在这节骨眼，他就会请我出席他筹办的聚会。但跟我发了一通牢骚后，再提出这样的要求，其实略显天真。

“他们都迫不及待想见你。某某夫人很有学养，你写的东西她全都读过。”他的信中尽是奉承。

然而这位某某夫人见到我就会说，她有多欣赏我笔下的《佩林与崔尔》一书，还恭喜我写出《寄生草》剧本，殊不知前者的作者是休·沃波尔7，后者则是休伯特·亨利·戴维斯8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