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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不是，”我微笑道，“其实我并不认识王后。”

“真的吗？”布雷德利太太说道，仿佛不敢置信，“怎么会呢？”

“老实说，作家平时不太和王公贵族打交道的。”

“但她真的很贴心啊，”布雷德利太太的语气颇不以为然，好像我自视甚高才不认识王后，“你一定也会喜欢她的。”

这时门刚好打开，管家走了进来，后头是葛瑞格·布拉巴松。

葛瑞格·布拉巴松的名字听来浪漫，但本人并非这么回事。他身形矮胖，头秃如蛋，仅在颈后与耳旁有撮黑鬈发，而他的脸红彤彤的，似乎随时会出大汗，一对灰眼睛咕熘打转，嘴唇肥厚，下颚松垂。他也是位英国人，我俩有时会在伦敦的波希米亚聚会上遇到。他为人爽朗，笑口常开，但明眼人都不难发现，他这般友善聒噪的外表仅是面具，好掩饰精明的生意人形象。多年来，他一直是伦敦装潢界的翘楚——声若洪钟，一双胖手比画得生动活泼，佐以口沫横飞的生意经，再挑剔的客户都会心动，好像是自己受惠于他，想不签约都说不过去。

管家又走进来，这回用托盘端着鸡尾酒。

“我们就不等伊莎贝尔了。”布雷德利太太边说，边取了一杯酒。

“她去哪儿了？”艾略特问道。

“她和拉里去打高尔夫了，说可能会晚到。”

艾略特转头看着我说：“拉里的全名是劳伦斯·达雷尔，应该会跟伊莎贝尔订婚。”

“艾略特，我以前不晓得你喝鸡尾酒呢。”我说。

“我不喝呀，”他语带不悦，啜饮着酒，“但这个蛮荒之地偏偏颁了个禁酒令，不然还能喝什么呢？”他叹了口气，“连巴黎有些馆子都开始供应了，实在是好的不学，硬学坏的。”

“艾略特，快别胡说了。”布雷德利太太说。

她的语气没有恶意，但态度十分坚决，显见她品德高尚。她对艾略特使了个眼色，笑容中带着精明，料想她应深知艾略特的脾性，但不晓得她对葛瑞格的看法如何。葛瑞格一进门，就以专业眼光环顾四周，不自觉地扬起浓眉。这客厅实在气派非凡，墙面贴有精美的壁纸，窗帘尽是华丽的印花，铺有软垫的家具上也有相同图样。裱着巨大金框的油画逐一挂在墙上，应当是布雷德利夫妇在罗马所买，包括拉斐尔学派的圣母像、雷尼学派的圣母像、祖卡雷利学派的风景画、帕尼尼学派的古罗马废墟图等等。另外，还有远从北京带回的战利品，比如雕刻繁复的黑檀木桌、景泰蓝大花瓶，也不乏在智利或秘鲁购入之物，例如刻有硕胖人形的硬石或陶制花瓶。客厅一角，则有齐本德尔的写字桌与镶嵌华美的玻璃柜。丝质灯罩上，不知给哪位煳涂艺术家画上了牧羊的男女，身穿华多风格的礼服，虽然难看却又莫名宜人，有种居家的自在氛围，让人觉得如此紊乱的组合深具意义。众多不搭界的物件自然融为一体，因为都是布雷德利太太生活的一部分。

我们喝完鸡尾酒，门再度打开，走进一名少女，后头跟着一名少年。

“我们迟到了吗？”她问道，“我把拉里带回来了，有东西给他吃吗？”

“应该有的，”布雷德利太太笑着说，“摇铃叫尤金再准备一个位子。”

“刚才就是尤金开的门，我已经和他说了。”

“这位是我女儿伊莎贝尔，”布雷德利太太转向我，开始介绍，“这位是劳伦斯·达雷尔。”

伊莎贝尔迅速和我握了手，二话不说就转向葛瑞格：“你就是布拉巴松先生吧？我太渴望见到你了。我好喜欢你设计的克莱门汀屋顶窗。你不觉得这客厅很丑吗？我劝妈妈重新装潢劝了好多年，刚好你在芝加哥，快老实说说你的看法。”

我知道布拉巴松先生绝不可能说实话。他瞥了一眼布雷德利太太，见她面无表情，便认为眼下伊莎贝尔比较重要，随即放声大笑。

“这里确实很舒服，”他说，“但你真要问我的话，嗯，还真是挺丑的。”

伊莎贝尔身材高挑，有张鹅蛋脸，直挺的鼻梁、美丽的双眼，以及仿佛家族遗传的丰厚嘴唇。她外表出色，但略微发胖，或许跟年纪有关，我猜她愈老会愈苗条。她的双手结实，短裙下的双腿显得有些臃肿，皮肤则姣好红润，想必与刚才的运动和开敞篷车有关。她为人活泼大方，不但容光焕发、诙谐开朗，也懂得享受生活，欢快的性格足以感染旁人。她的举手投足自然不造作，相形之下，艾略特的优雅自持显得俗不可耐，而她清新的作风，则让布雷德利太太干瘪多纹的脸庞更显疲惫苍老。

我们走下楼，准备吃午餐。葛瑞格一看到饭厅，不禁眨了眨眼。墙面贴满深红壁纸，挂着许多满面愁容的男女肖像画，绘画手法拙劣，都是已故布雷德利先生的直系祖先。布雷德利先生的肖像也在其中，蓄有浓密的八字胡，身着长礼服与浆过的白衣领，表情十分僵硬。布雷德利太太的肖像则出自十九世纪末一位法国画家之手，挂在壁炉架正上方，画中的她身穿淡蓝晚礼服，戴着珍珠项链，头发则簪了一枚星形钻石。画中，她用戴着珠宝的手，轻触一条丝巾，丝巾画得一丝不苟，缝线清楚可见；另一只手则随意握着一把鸵鸟羽扇。饭厅内的家具都是由黑橡木制成，教人赞叹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