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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德累斯顿的布柳列夫凉台上，每天下午两点到四点这个最适合散步的时间里，您可以碰到一位将近五十岁的人。他的头发已经灰白，好像还患有痛风病，可是他的长相还很漂亮，穿着非常讲究，而且还带有一种只有在上流社会生活很久的人才有的特殊印记。那就是巴维尔·彼得罗维奇。他离开莫斯科出国，为的是恢复健康，却定居在德累斯顿。他在这里多是与英国人和过路的俄国人交往。同英国人在一起时，他举止朴实，近乎谦逊，但不失尊严；他们发现他有点乏味，但尊重他是一位完美的绅士，“a pefect gentleman[228]”。对俄国人他比较随便，他随意发脾气，既挖苦自己，也嘲笑别人。不过，他的这些举动却使人觉得可爱，既显得漫不经心，也并不失礼。他坚持泛斯拉夫派的观点，大家都知道，这在上流社会，通常被称为tres distingue[229]。他任何俄文书报都不看，但他的书桌上却摆着一个俄国树皮鞋形状的烟灰缸。我们的旅游者很喜欢去找他。暂时处于反对派地位的马特维·伊里奇·科里亚金在去波希米亚温泉疗养途中，堂而皇之地拜访过他。他同当地人见面次数不多，但他们对他几乎达到崇拜的地步。倘使要弄一张去宫廷演奏厅或者剧院的戏票，谁也不能像der Herr Baron von Kirsonoff[230]那样迅速而容易地搞到。他总是尽力做好事，因此博得了一点名气：他没有白做交际场上的明星！但他生活相当艰难……比他自己想象的难得多……只消看看他站在俄国教堂里，身子靠在墙上，开始沉思默想，好久都不动弹，痛苦地咬着嘴唇，然后突然醒悟过来，几乎叫人毫不察觉地画十字，就……

库克什娜也到了国外。她现在在海德堡，已经不再研究自然科学了，而是研究建筑学。用她的话来说，她在建筑方面发现了一些新的规律。她仍然同大学生们接触，特别是同年轻的俄国化学家和物理学家来往。在海德堡，这样的人多得很，在初来的时候，他们对事物的清醒观点使幼稚可笑的德国教授们感到震惊，后来他们的无所作为和无比的懒惰又使那些教授感到同样吃惊。西特尼科夫同两三个这一类的年轻化学家一块儿在彼得堡走来走去，他们连氢、氧都分不清楚，但却满脑子里装的是否认和自尊，还有那个伟大的叶利谢耶维奇也在一起。西特尼科夫现在准备成为一位伟大的人物，照他自己的说法，他是在继承巴扎罗夫的“事业”。据说，前不久，有人打了他一顿，不过他马上进行了报复：在一家不知名的小报上写了一篇不起眼的小文章，暗示打他的人是个胆小鬼。他把这叫作讽刺。他父亲还是照旧随心所欲地使唤他，可妻子却骂他是个大傻瓜……和文学家。

在俄罗斯一个遥远的角落里，有一座不大的乡村公墓。几乎同我们所有的公墓一样，它的外貌是叫人见了伤心的：它四周的水沟早已长满杂草；灰白的木制十字架都已倒下，在它自己的、曾经油漆过的顶盖下腐烂；石碑都被移开了，似乎是有人把它们从下面抬上来的；两三株光秃秃的小树，勉强遮住一点阳光；一群群的绵羊在坟墓中自由自在地走来走去……但在它们中间，却有一座坟没有人触动过，也没有让牲畜践踏过，只有鸟儿在黎明时分落在它上面歌唱。它四周围着铁栅栏；它的两端种着两棵小枞树：叶夫格尼·巴扎罗夫就埋葬在这个坟墓里。常常有一对年迈体衰的老夫妻从不远的村子里来到坟上。他们相互搀扶着，迈着沉重的步伐走来，他们走到铁栅栏前，就趴着跪在地上，伤心地痛哭好久。他们久久地注视着那块无言的石头，他们的儿子就躺在它的下面；他们简短地交换几句话语，便拂去石头上的尘土，扶正枞树的枝叶，于是又祷告起来。他们不能离开这个地方，他们似乎觉得，从这里离他们的儿子要近一些，好像跟他们对儿子的回忆也更近一些……难道他们的祷告，他们的眼泪一点效果也没有吗？难道爱，神圣的、无限忠诚的爱不是万能的吗？啊，不！不管埋藏在坟里的是一颗多么热情、多么有罪、多么具有反抗力量的心，长在坟上的花朵还是用它那天真的眼睛平静地望着我们，它们对我们不仅叙说着永恒的安宁，也给我们叙说着“冷漠”的自然界伟大的安宁；更叙说着永恒的和解和无限的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