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 失落的信

1

一九四八年二月，共产党领导人克莱门特·哥特瓦尔德站在布拉格一座巴罗克式宫殿的阳台上，向聚集在老城广场上的数十万公民发表演说。这是波希米亚历史的一个重大转折，是千年难得一遇的那种决定命运的时刻。

哥特瓦尔德的同志们簇拥在他周围，紧靠在他身边站着的就是克莱门蒂斯。正下着雪，天气很冷，而哥特瓦尔德头上什么也没戴。克莱门蒂斯关怀备至地摘下自己的皮帽，把它戴在哥特瓦尔德头上。

宣传部门复制了成千上万份哥特瓦尔德站在阳台上向人民发表演说的照片，照片上的他戴着皮帽，周围是他的同志们。共产主义波希米亚的历史就是从这座阳台上开始的。每个孩子都知道这张照片，因为到处都可以看到，在宣传画上，在课本中，或在博物馆里。

四年以后，克莱门蒂斯因叛国罪被处以绞刑。宣传部门立即让他从历史上消失，并且自然也从所有的照片上消失了。从此以后，哥特瓦尔德就一个人站在阳台上。从前站着克莱门蒂斯的地方，现在只剩下宫殿的一堵空墙。与克莱门蒂斯有关的，只剩下哥特瓦尔德头上的那一顶皮帽。

2

现在是一九七一年。米雷克说：人与政权的斗争，就是记忆与遗忘的斗争。

他用这句话来为自己的行为辩解，而他的朋友们认为他的这些行为不够谨慎：他认真地写日记，保留自己的书信，对他们讨论局势、探讨前途的所有会议都做详细的记录。他对他们解释说：他们没有做任何违背宪法的事情。要是偷偷摸摸行事，还带着负罪感，一开始就注定要失败。

一个星期以前，米雷克与自己所在的建筑安装队在一个施工中的大楼楼顶工作时，他朝下看了一眼，感到一阵眩晕。他失去了平衡，顺手抓住一根柱子，可那根柱子先前没有固定好，倒了下来。其后，大家把他从柱子下拉出来。乍一看，伤得很重。过一会儿，当他发现只是前臂一般性骨折后，他满意地心想，这下可有几个星期的假了，他终于可以处理一些到目前为止一直没有时间处理的事情了。

他最后还是接受了朋友们让他更谨慎些的建议。确实，宪法保障言论自由，可是法律也惩罚所有可被定为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谁也不会知道，国家会在什么时候开始高声宣布，这一言论或那一言论就危害了它的安全。于是，他决定将那些会连累人的书信文件放到安全的地方。

但是，他想首先与兹德娜了却此事。他往她所居住的那座城市打电话，那座城市距布拉格一百公里，但没有联系上她。这就耽误了四天时间。昨天，他才与她通上话。她答应今天下午等他。

米雷克十七岁的儿子不同意他这样做：米雷克不可以一条胳膊打着石膏开车出行。他开车确实有困难。受伤的那只胳膊，吊着绷带，在胸前晃动，无力且碍事。换挡的时候，米雷克只好松开方向盘。

3

二十五年前，他和兹德娜有过一段恋情，而关于这一时期，他只剩下几点回忆。

有一天，他们约会的时候，她用一方手帕擦着眼睛，鼻子在抽动，他问她怎么了。她说，俄国的一个国家领导人前一天去世了。一个叫日丹诺夫，阿尔布佐夫或马斯图尔波夫的人。看她泪水汹涌的样子，马斯图尔波夫的死，比她自己父亲的死更让她难过。

这真的有可能发生过吗？还是他今日的仇恨使他编排了为马斯图尔波夫之死而流下的泪水？不，这肯定发生过。不过，显而易见的是，他今天回忆不起使这些泪水真实可信的当时的具体情形了，记忆宛如一幅漫画，变得让人难以置信。

他对她的所有回忆是这样的：他们一起坐着有轨电车从他们第一次做爱的公寓房回来。（米雷克特别满意地注意到他完全忘记了他们的性事，一秒钟也想不起来了。）她比他结实、高大（当时他长得瘦小、羸弱），此刻正坐在车内长椅的一角，神情阴郁、古板，面孔老得令人吃惊。当他问她为什么这么不爱说话时，他了解到她是对他们做爱的方式不满意。她说，他和她做爱的时候就像个知识分子。

知识分子这个词，在当时的政治用语中，是一种辱骂。它指的是不懂得生活又与人民脱离的人。当时，所有被其他共产党人绞死的共产党人，都被赐予这一骂名。与所有那些脚踏实地的人们相反，据说，知识分子们是飘荡在空中的什么地方的。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为了惩罚他们，大地从此彻底拒绝让他们落足，而他们就被吊在离地面稍高一点儿的地方了。

可是，兹德娜埋怨他像个知识分子那样做爱，这又是什么意思呢？

不管是出于什么原因，她就是对他不满意，并且，正如她能够将最不真实的关系（与她所不认识的马斯图尔波夫的关系）与最具体的情感（物化在一滴泪中）联系到一起一样，她也能够给最具体的行为赋予一个抽象的意义，给她在欲望上的不满足贴上一个政治标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