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卷 监狱与流放（1834—1838） 第十八章

弗拉基米尔生活的开始

……我从科兹莫杰米扬斯克坐车出发时，雪橇开始按俄国方式套马：三匹马并排，一匹驾辕，两匹拉边套，辕马套了轭，挂着铃铛，起劲地奔跑。

在彼尔姆和维亚特卡，套马是纵列式的：一匹接一匹，或者两匹一排，第三匹领先。

当我看到我们的套马方式时，我高兴得心都跳了。

“喂，好小子，把你的本领都使出来吧！”我对坐在驾车座上浑身是劲的年轻小伙子说，这人穿一件光板皮袄，戴的手套已经冻硬，我把十五戈比的辅币递给他时，他几乎无法把手指合拢。

“行，一切照您老的话办。喂，我的宝贝儿，快跑！”然后蓦地转身对我说：“老爷，请您坐稳，前面是山坡，我把马放开啦。”

这是通向伏尔加河的陡坡，到了冬季便成了交通要道。

真的，他放开了马。雪橇不是滑行，而是整个车身忽左忽右地向前跳跃。马飞也似的向山下奔驰，车夫非常满意，是的，说来惭愧，我也很满意——我也是俄罗斯人呢。

就这样，我坐着驿车进入了1838年——我一生中最美好、最幸福的一年。现在我向你们谈谈，我是怎样迎接新年的。

在离尼日尼八十来俄里的地方，我们——我和我的听差马特维，走进驿站取暖。屋外非常冷，而且有风。驿站长瘦弱多病，可怜巴巴的，一边登记驿马使用证，一边低声念着每一个字母，然而还是抄错了。我脱下皮外套，穿着毛皮大靴子，在屋里踱来踱去。马特维对着通红的炉子烤火，驿站长低声念叨，木钟发出没精打采，有气无力的滴答声……

“您瞧，”马特维对我说，“马上十二点了，新年到啦。”然后询问似的看看我，又道：“我去拿些吃的来，在维亚特卡他们往我们车上装了不少食物呢。”不等我回答，他便取了几瓶酒和一包食物来。

马特维这人我以后还要谈到，他不仅是我的仆人，也是我的朋友和兄弟。这个莫斯科小市民，本来跟我们的老相识佐年贝格学装帧艺术，后来发现佐年贝格在这方面也懂不得多少，便转到了我这里。

我知道如果我拒绝，马特维会很伤心，而且事实上我也没有理由反对在驿站上庆祝节日……驿站的新年还是别有风味的。

马特维拿来的是火腿和香槟酒。

香槟已冻得稠稠的，火腿要用斧子砍，面上结了一层亮晶晶的冰霜；但是要吃就不能怕。

“恭贺新禧！新年幸福！……”真的，新年幸福。难道我不是在回家的路上吗？每个小时我都在越来越接近莫斯科，我心中充满了希望。

站长似乎不太喜欢冰冻的香槟酒，我又斟了半杯罗姆酒给他。这对半掺兑的新饮料发生了显著效果。

我还邀请了赶车的，他更加先进：把胡椒掺在烧酒里，用汤匙搅了搅，一饮而尽，痛苦似的喘口气，发出几声呻吟，说道：“借酒浇愁愁更愁啊！”

驿站长亲自扶我坐上雪橇，热心得手忙脚乱，把点着的蜡烛掉到干草上，再也没找到。他非常起劲，反复说道：

“您是在这儿跟我一起迎接新年的——祝您新年幸福！”

愁肠百结的车夫拉动了缰绳……

次日晚上八时，我到达了弗拉基米尔，住在客店里，这家客店是《旅行马车》1作过非常精确的描绘的：它的“山猫”煮鸡2不知是什么玩意儿，它的糕点像一个个面团，它的波尔多酒实际上是醋。

茶房梳着整齐光滑的分头，留着长长的鬓角——这种鬓角从前是俄国茶房的特色，现在却成了茶房和路易·拿破仑3的特色。他看到驿马使用证上我的名字，便对我说：“今天早上有一个人来找过您，现在大概还在酒店等候。”

我怎么也猜不出这可能是谁。

“瞧，他来啦。”茶房又说，让在一边。但首先出现在我眼前的不是人，而是一只大得可怕的托盘，托盘上放着各种食物：大圆面包，小面包圈，橙子，苹果，鸡蛋，巴旦杏，葡萄干……托盘后面露出一大把白胡须，一对蓝眼睛。原来这是我父亲在弗拉基米尔的领地上的村长。4

“加夫里洛·谢苗内奇！”我大喊一声，奔上前与他拥抱。他是我在监狱和流放之后见到的我家的第一个人，来自从前生活中的人。看到这个聪明的老头儿，我太高兴了，与他谈个没完。对于我，他是我已接近莫斯科，接近家，接近朋友们的证明；三天前他还见过我家所有的人，替他们捎来了对我的问候……那么，已经不远啦！

省长库卢塔是个聪明的希腊人，深知人情世故，对善恶早已无动于衷。他立刻明白了我的状况，丝毫也不打算难为我。关于办公厅他连提也没提，只是派我与一位中学教师5一起编《省政公报》——这便是我的全部职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