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卷 莫斯科、彼得堡和诺夫哥罗德（1840—1847） 第三十章 对立面

斯拉夫派和泛斯拉夫主义——霍米亚科夫，基列耶夫斯基弟兄，康·阿克萨科夫——彼·雅·恰达耶夫

是的，我们是对立的，但这种对立与众不同。我们有同样的爱，只是方式不一样……我们像伊阿诺斯1或双头鹰，朝着不同的方向，但跳动的心脏却是一个。2

《警钟》第90期（纪念康·谢·阿克萨科夫专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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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自己的伙伴，我们还有对立面，那些我们友好的敌人3，或者准确些说，敌对的友人4，这就是莫斯科的斯拉夫主义者。

我们之间的争论早已结束，我们也已互相伸出了手；但是在40年代初，我们的对立是不可避免的——为了忠于各自的原则，必须这么做。他们对我国历史童年时代的幼稚崇拜，我们本可置之不问，但由于把他们的正教精神看得过于认真，由于他们在宗教上的偏执情绪（它表现在两个方面，即对科学和对分裂派的态度上），我们觉得必须起而反对他们。我们认为，他们的学说是给沙皇涂抹的新的圣油，给思想加上的新的锁链，也是良心向拜占庭教会奴役制度发出的新的投降书。

我们长期不能理解俄罗斯民族及其历史，这是斯拉夫派造成的恶果。他们那种圣像画式的理想和神香的烟雾，妨碍了视线，使我们看不清民族的风习和农村生活的基础。

斯拉夫派的东正教，他们那种复古的爱国主义，那种过甚其词的、排外的民族感情，是走向相反极端的结果。他们的观点的重心，它的真正精神和本质方面，根本不在于东正教和独特的民族性，而在于俄罗斯生活的那些原始因素，这是他们从人造的文明的肥料下挖掘到的。

民族性的想法本身就是一种保守思想，它是为了维护自己的传统，对抗外来的影响。它含有犹太人的种族优越性观念，贵族对纯正血统和世家门第的自我吹嘘。民族性作为旗帜，作为战斗口号，只有在争取民族独立，推翻外来压迫的时候，才带有革命的光辉。因此民族感情及其一切夸张之辞，在意大利和波兰是充满诗意的，然而在德国却是卑鄙的。

向我们证明我们的民族性，比向德国人证明他们的民族性更为可笑，因为连咒骂我们的人也并不怀疑它的存在，他们因恐惧而憎恨我们，但不能像梅特涅5之否定意大利一样否定我们。我们需要用民族性来对抗德国化的政府及一切丧失民族气节的人。这种内部斗争不可能达到史诗规模。斯拉夫主义作为一种流派，一种特殊的学说，它的出现完全合乎逻辑；但是如果它赤手空拳，另外没有东正教的神幡作旗帜，没有《家训》6及彼得大帝前纯粹俄国式的艰苦卓绝的生活作理想，那么斯拉夫派只是另一时代留下的一群古怪的魑魅魍魉。他们的力量和前途不在那里。他们的宝物可能藏在教堂古色古香的神器中，但它的价值不在于容器，也不在于形式。他们一开始就没有把它们分开。

谈到本国的历史，我又想起了同一种族的其他各国。我们的斯拉夫派对西方的泛斯拉夫主义持同情态度，认为这是同一事物和思潮，忘记在那里排外的民族主义才是深受外来压迫的民族的呼声。西方的泛斯拉夫主义诞生之初，即为奥地利政府当作保守的一步而加以接受。它在风雨如晦的维也纳会议7时期获得了发展。这是一切复古和复旧的时期，形形色色的拉撒路，新死的和发臭的僵尸还魂的时期。这时出现了日耳曼主义，鼓吹要重建巴勃罗萨8和霍亨斯陶芬王朝9的“太平盛世”，同时也出现了捷克的泛斯拉夫主义10。各国政府欢迎这一动向，它们本来就鼓励各民族间的仇恨。人民群众重又按种族关系结合，种族的纽带收得更紧了，改善生活环境不再成为普遍的要求。国境变得更难跨越，民族间的联系和同情逐渐中断。理所当然，得以抬头的只是民族性中消极无为、软弱无力的方面，而且它们的活动只能限于考古性的学术研究和词源学上的论争。在米兰和波兰，民族性不可能局限于文字之争，因而它遭到了百般限制。

捷克的泛斯拉夫主义激发了俄国的斯拉夫种族观念。

斯拉夫主义或俄罗斯主义，不是作为一种理论，一种学说，而是作为一种被侮辱的民族感情，一种模糊的回忆和忠贞的本能而出现的，这是对风行一时的外国影响的反抗，这种影响从彼得一世割下第一把胡须的时候就开始了11。

对彼得堡恐怖主义教化的反抗从未间断；反抗者被处死，被肢解，被挂在克里姆林宫的雉堞上，由缅希科夫12和沙皇的其他“少年兵”13当场射杀，这便是那些叛乱的狙击兵14的命运——被投进彼得堡要塞的监狱中毒死，这也是阿列克谢太子15的遭遇。后来，这种反抗又表现为彼得二世时期的多尔戈鲁基集团16，比龙时期的反德情绪17，叶卡捷琳娜二世时期的普加乔夫起义，在普鲁士霍尔斯泰因家的彼得三世18当政时期，它还表现在叶卡捷琳娜二世这位德国东正教徒19本人身上，也表现在依靠当时的斯拉夫派登上皇位的伊丽莎白女皇身上20——莫斯科居民以为她加冕之时，会杀尽一切德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