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卷 莫斯科、彼得堡和诺夫哥罗德（1840—1847） 尼·赫·凯切尔（1842—1847）

我得再谈一下凯切尔，这次要详细得多。

从流放回来，我发现他还是住在莫斯科。看来他已与莫斯科结了不解之缘，无法分开了，我简直不能想象没有他的莫斯科，或者在另一城市中的他。有一次他想迁居彼得堡，但住了不满六个月便走了，重又出现在涅格利纳河畔巴扎诺夫的咖啡馆中，向打台球的军官们宣传自由思想，教演员们演戏，翻译莎士比亚的作品，管头管脚地爱护从前的老朋友们了。不错，他现在也有了新朋友，那就是别林斯基和巴枯宁这些人；但是，虽然他也不分白天黑夜教训他们，在心灵深处他还是只有我们。

他那时已将近四十岁，但仍完全像一个老大学生。为什么会这样呢？这正是我们需要探讨的。

从各方面看，凯切尔属于那种古怪人物，这些人是在彼得的俄国的边缘地带繁殖起来的，1812年后尤其多，他们像这个俄国的后遗症，牺牲品，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它的副产物。他们脱离了那条艰难困苦、光怪陆离的共同轨道，却始终没有找到自己的途径，他们在探索，而且停留在探索中。在这被牺牲的行列中，情况千差万别：他们不全是奥涅金或佩乔林，不全是多余的人，游手好闲的人，也有的勤勤恳恳，但一事无成——他们是失败者。我曾不知多少次想刻画那些与众不同的形象，那些来自生活的独特面貌，但是众多的材料使我感到棘手，我不得不放下了笔。他们决非相似的动物，统一的商品，他们来自不同的模式，具有不同的气质，如果说他们有互相贯通的东西，那么这只是他们的共同灾难。端详一下那灰暗的背景，便可从那里看到在棍棒下的士兵，在皮鞭下的农奴，那流露在脸上的没有发出的呻吟，那驶向西伯利亚的马车，那在这条路上跋涉的囚徒，那剃掉头发的额角，那刺了字的面孔，那头盔、肩章和帽缨……总之，一个彼得堡的俄国。他们的灾难来自它，可是没有力量改变它，也没有力量摆脱它，或者促进它。他们想逃离这个背景，可是办不到，他们的脚下没有土地，他们想呼号，可是找不到语言……也没有肯倾听的耳朵。

毫不奇怪，在这种丧失平衡的状态中，不易产生实际的有用的人，不知疲倦的、勤奋工作的人，却能产生许多奇人怪物，这些人身上有好的、纯粹人的东西，也有同样多的不和谐的、反常的东西。

凯切尔的父亲是器械制作师。他制造的外科用具是有名的，为人也正直无私，但很早去世，留给他妻子一大群孩子和一份败落的家业。他大概是瑞典人出身，因此谈不到什么与人民的真正的、直接的联系，那种从吃奶时起就养成的、随着最初的玩具而俱来的、哪怕在地主府上也存在的东西。外国的技师、手艺人、工匠和他们的老板们，构成了一个独特的天地，他们的生活习惯和趣味使他们与俄国的上层和下层都互相隔绝。这些人的私生活往往高尚得多，纯洁得多，不像我们的商人那么粗野专横、荒淫无耻，也不像我们的小市民那么不顾死活地酗酒，更不像我们的官吏那么狭隘、卑鄙，专干贪赃枉法的勾当。然而这些外国人与周围的世界不通声气，他们一开始就带来了另一种作风，另一些原则。

凯切尔的母亲是俄国人，大概正因为这一点凯切尔才没有成为外国人。我并不认为她关心孩子的教育，但非常重要的是，孩子们接受了东正教的洗礼，也就是说，没有树立任何真正的信仰。如果他们是路德派教徒或天主教徒，他们就会完全德国化，走进这个或那个德国教堂，不自觉地加入某个与社会隔绝的、独树一帜的侨民组织，追随它的教派，拥护它的宗教利益。俄国教会则不同，谁也不会强迫凯切尔进教堂，何况即使他小时常上教堂，它也不像它的姊妹教堂，尤其是那些身处异乡客地的姊妹教堂那样，具有蛛网般的粘结能力。

要知道，我谈的这个时期，根本说不上什么东正教的狂热信仰。那时的教会与国家一样，从不千方百计保卫自己，也不关心自己的权利，这可能是因为谁也不会侵犯它们。大家知道，这是怎样的两头野兽，不会把手伸进它们的嘴巴。然而它们也不会把过路人抓进大门，责备他们背弃正教精神，或者怀疑他们的正统信仰。当莫斯科大学开设神学课程时，老教授海姆1，那位给我们留下了几部宝贵辞典的人，在学校的大礼堂上惶惶不安地说：“俄国这所著名大学的末日到了。”哪怕以马格尼茨基和鲁尼奇为代表的宗教狂瘟疫，那种丧失理智的、煊赫一时的、特务式的、警察式的（与我们的一切一样）宗教狂，也只是像一股凶险的旋风卷倒了落在它手中的人们，便化作形形色色的福季和伯爵夫人而销声匿迹了2。在中学和小学中，教义问答课只是一种形式，是应付考试的，因为考试总是从“神学”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