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卷 巴黎——意大利——巴黎（1847—1852） 第三十九章（第2/8页）

房主声明，他没有其他债权人。公证人证实了这一点。

“您能用名誉保证这幢房屋不涉及其他债务吗？”我对他说。

“我乐于保证这一点。”

“既然这样，我同意，明天我就可以把罗特希尔德的支票送到这儿。”

第二天我找罗特希尔德时，他的秘书举手一拍，吃惊地说：

“他们骗了您！这怎么可以！如果您同意，我们可以制止这种出售方式。这是闻所未闻的事——在这样的条件下向不认识的人购买房屋。”

“您愿意的话，我可以派人跟您一起去看看，怎么样？”詹姆斯男爵2本人问道。

我说，我不想扮演这种孩子的角色，既然答应了，便得这么办。我拿了全部房款的支票。我到了公证人处，那里除了证人，还有一个来取七万法郎的债权人。买契宣读以后，我们签了字，公证人祝贺我成了巴黎的房主——只剩下交割支票一事了。

“真糟糕，”房主从我手中拿了支票，说道，“我忘了嘱咐您得开两张支票，现在我怎么分出七万法郎呢？”

“这再也容易不过，您上罗特希尔德那里，他会给您两张支票，或者更简单的办法，您直接上银行即可。”

“既然这样，我去好了。”债权人说。

房主皱了皱眉头，答道这是他的事，应该他去。

债权人有些不高兴。公证人出于好心，提议两人一同去。

我几乎忍不住要笑，对他们说道：

“这是您的收据，把支票给我，我去兑换好了。”

“那太感谢您啦。”他们说，高兴地松了口气；于是我走了。

过了四个月，我拿到了抵押款已全部清理的证明，这样，我的轻信给我赢得了一千零一十个法郎。

1849年6月13日以后，警察局长雷比勒奥不知怎么告发了我；也许正由于他的告密，彼得堡政府对我的财产采取了奇怪的措施。我已说过，这迫使我和我母亲赶往巴黎。

我们取道纳沙泰尔和贝桑松前去。旅行一开始，我就把大氅忘记在伯尔尼的驿站上了；由于我穿着厚呢衣服和胶皮暖鞋，我没有回去取它。在上山以前，一切都很好，但到了山上我们便遇到了深及膝盖的雪地，温度低达零下八度，瑞士凛冽的北风刺入骨髓。驿车走不动，旅客只得三个两个的改乘小雪橇。我不记得我曾在什么时候像这天夜里那样为寒冷吃过这么多苦。我的脚简直冻僵了，只得把它们埋在干草中，后来赶车的又给了我一个皮领圈，但这也帮不了大忙。到了第三个驿站，我花十五个法郎向一个农妇买了一条大围巾裹在身上，但这已到了下山的时候，每走一英里都逐渐变得暖和了。

这条路到了法国一边便好得多；山的轮廓完全不同，构成了一个个宽广的半圆形剧场，它们接连不断地一直延伸到贝桑松；有的岩壁上还残留着一些坚固的中世纪城堡的遗迹。这一带的大自然包含着一种强大而严峻的、刚毅而阴郁的东西，有一个农家孩子便是在它的怀抱中长大和成熟的，他便是古老村民的后人——皮埃尔-约瑟夫·蒲鲁东。确实，可以把一个诗人就佛罗伦萨人讲的话从不同的意义上应用在他的身上：

那是一些还带着山林和岩石气息的人！3

罗特希尔德同意接受我母亲的票据，但不愿预付款子，借口要有加塞尔4的信。监护委员会真的拒绝付款。于是罗特希尔德命令加塞尔要求涅谢利罗德5接见，问他是怎么回事。涅谢利罗德答道，虽然票据毫无问题，罗特希尔德的申诉是正确的，但出于秘密的政治原因，皇上已命令冻结存款。

我记得，罗特希尔德的办事处收到这答复如何惊讶。大家的眼睛不禁想从这份文件上寻找阿拉里克6的大印或成吉思汗的御玺。连罗特希尔德也没料到，像尼古拉这么一个著名的专制大师竟会开这种玩笑。

“就我而言，”我对他说，“尼古拉为了惩罚我，想剥夺我母亲的钱，或者用它们做钓饵捉住我，这是不足为奇的。但是我不能想象，您的名字在俄国这么没有分量。这些票据是您的，不是我母亲的，因为她签字以后已把它们交给了持票人，而从您在上面签字那时候起，这位‘持票人’便是足下了7，现在他们却无礼地答复您：‘钱是您的，但老爷不准付款。’”

我的话起了作用。罗特希尔德生气了，在屋里踱来踱去，说道：

“不，我不准任何人戏弄我，我得对这家抵押银行起诉，我非叫财政大臣做出明确答复不可！”

我想：“好，弗龙琴科8还不了解这个人。‘私下说明’还好办，‘明确答复’就难了。”

“您可以由此看到，什么叫专制制度，反动势力对它寄予希望，可是它却能这么随心所欲、无所顾忌地支配一个人的私有财产。哥萨克式的共产主义，这也许是比路易·勃朗9的共产主义更危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