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7章 哈尔滨（五）

杨嘉北挺有礼貌的。

小时候和那些孩子玩，他就很有礼貌。

工厂里的孩子也拉帮结派，那些孩子小小年纪就不学好，大冬天的，拆了整串的大地红，一个一个，捻直溜了火药芯，拿卫生香一点，专门往路过的人脚下丢。

有天，有个小孩丢到宋茉脚底下，炸响了，宋茉被吓得哇哇大哭。

杨嘉北把那个孩子礼貌地狠揍一顿。

那天宋茉穿的还是新衣服新鞋子，尽管躲得及时，鞭炮爆炸时的火星子还是把她裤腿给燎了个小黑点，她挂着泪回家，又被妈妈恨铁不成钢地骂了顿。旁边是正喜滋滋将一件短袖展开看的宋工强——宋茉她爸，那时候还腰杆挺直，说：“一个裤子嘛，你骂她做什么？要骂就骂那些滚刀肉，一个个的……”

宋茉的妈妈手里拎着工厂里发的冻虾仁和两瓶口子窖，也骂他：“你有毛病啊？大几百就买个短袖？你疯了啊？”

宋工强还是在瑟瑟寒风里展开那短袖：“这不是一般的短袖，这可是梦特娇，看看这做工，这花……”

梦特娇，又叫娇衫儿，其实不过一polo领短袖，说是什么高科技材料，打火机点不着，穿身上出汗也不贴身……有点闲钱的男士都想来两条。

杨嘉北回去，又礼貌地把扔鞭炮的孩子揪住，一顿暴揍。

那时候杨嘉北还觉得宋茉这个爹还靠点谱。

就像那时候的人还觉得梦特娇还挺高大上。

这么多年了。

杨嘉北看着工厂解体，看着人越来越少——以前过年才叫过年啊，厂里分猪肉分酒分猪肉脯牛肉脯，之前蔬菜水果的运输没那么方便，工厂也会发些南方的水果，什么椰子火龙果，虽然数量少，但人人有份，在那个时候价格还算昂贵。

过年的时候，家家户户热热闹闹，贴着红彤彤对联，鞭炮放得响亮，厚厚的白雪上，又积一层大红色的、厚厚鞭炮皮。互相串门儿，拜年，小孩兜里装着沉甸甸的奶糖和巧克力，老人满意富足，每家桌案上还供着亮澄澄的大橘子大橙子。去外面买东西，商场中人挤人，处处喜气洋洋，公交车上，年轻人拎着满满当当的拜年礼，聊着等会儿去哪儿玩，买什么东西，买啥都不差钱，大家都不缺钱，大家都觉得日子就能这样顺顺溜溜地一路幸福下去。

后来呢？

杨嘉北亲眼见过被下岗的工人发疯地往工厂里撒纸钱放鞭炮，见他们被驱赶走；看着无事可做的下岗工人骑着自行车绕着厂区闷头转，一圈又一圈；看着过年时候，喝醉酒的邻居，在听到电视机中播报的“工人要为国家想，我不下岗谁下岗时”，伴随着自行车轮胎的爆破声，喝醉酒的邻居砸了那台黑白电视机；看着同学辍学，看着有人无奈到去菜市场捡菜叶子回来吃，看老人因为买不起药而只能依靠最便宜的、一毛钱一片的止痛药来止痛……

杨嘉北看着这里的年轻人越来越少，看着黑土地矗立的一个又一个废弃工厂，烟囱，钢铁建筑……

最先下岗的是工程师、技术员，是和厂长、车间主任、领导没有关系的人，是年龄最大学历最低的人，不要说今后的养老补贴和津贴，就连下岗津贴和遣散费也被层层克扣，到手不过薄薄一层。那些人已经不配称之为人了，他们只是一群为了自我利益、为了金钱而不在意人生死的怪物。

杨嘉北大学毕业那年，不少父亲的朋友过来贺喜，其中就包括小时候教过杨嘉北弹钢琴、拉小提琴的一个老教授，他以前是厂里的知识顾问，是高级骨干，精通中日俄三语，在即将退休的年龄时离开工厂——他在第一批被裁员的名单上。

“都说是给工厂经济减负，是’存菁去芜’，”老教授喝多了酒，感慨，“怎么我们这些杂草都被拔了，这还是不见好？这工厂咋还是倒闭了啊？”

没人能说出过所以然，他们在工厂里干了半辈子甚至一辈子，有的人老老实实一件错也没犯过，年年评劳模，忽然就成了工厂的包袱，成了经济的负担。

很多人都想不到后来会发生这样的事。

杨嘉北也没有想过，贫穷能让一个曾经腰杆挺直的男人，变成默许妻子出卖皮肉、甚至默许妻子’贩卖’女儿的恶魔。

房间中还是热腾腾的，桌子上的菜，杨嘉北没胃口吃，也没心情吃，他喝了一瓶啤酒，不是壮胆，他是怕自己难受，怕自己一说起这些就心梗——他得说出来，得说。

没有人再疼茉莉了，他得替她撑腰。

宋工强低着头，他脸上的红还没褪下去，还是红彤彤酒蒙子的样子，杨嘉北知道他没醉，杨嘉北得在他清醒的时候把这话都说了。

“说实话，我小时候还觉得您挺好，叔，我那时候真心觉得您好，后来呢？我知道下岗没办法，知道工厂倒闭……这都没办法的事，我也理解您那时候吃了不少苦，但是，”杨嘉北说，“您怎么对茉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