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火种（第4/6页）

这样的表态也没有搞完，村外山头上发现敌人尖兵，会议匆匆散了。

分头撤退途中，队伍被敌人冲散。连给周恩来抬担架的队员也在混乱中溜走了，身边只剩下叶挺和聂荣臻。三个人仅叶挺有一支小手枪，连自卫的能力都没有。若不是遇到中共汕头市委书记、周恩来的老朋友杨石魂搭救，三位真是生死难卜。

聂荣臻回忆这段经历时说：“那条船，实在太小，真是一叶扁舟。我们四个人——恩来、叶挺、我和杨石魂，再加上船工，把小船挤得满满的。我们把恩来安排在舱里躺下，舱里再也挤不下第二个人。我们仨人和那位船工只好挤在舱面上。船太小，舱面没多少地方，风浪又大，小船摇晃得厉害，我们站不稳，甚至也坐不稳。我就用绳子把身体拴到桅杆上，以免被晃到海里去。这段行程相当艰难，在茫茫大海中颠簸搏斗了两天一夜，好不容易才到了香港。”

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在总结南昌起义经验与教训时，讲过几段话，“南昌起义后的主要错误是没有采取就地革命的方针，起义后不该把军队拉走，即使要走，也不应走得太远，但共产国际却指示起义军一定要南下广东，以占领一个出海口，致使起义军长途跋涉南下，终于在优势敌兵的围攻下遭到失败”，“它用国民革命左派政府名义，南下广东，想依赖外援，攻打大城市，而没有直接到农村中去发动和武装农民，实行土地革命，建立农村根据地，这是基本政策的错误”。

这就不仅是当年所说的“战术错误”、“情报疏忽”、“政治工作懈怠”和“民众工作犯了极大的错误”了，而涉及方向和道路的选择问题。

1965年毛泽东会见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主席艾地时，也谈到南昌起义。他对周恩来说，你领导的那个南昌起义，失败以后，部队往海边撤退，想得到苏联的接济，那是“上海”，不是“上山”，那是错了。周恩来马上接过来说，是错了，主席上了井冈山，是正确的。

应该再补充一句：幸亏南昌起义的部分部队也上了井冈山。想得到苏联接济的起义部队主力，在“上海”过程中失败了。但“上山”的那部分力量，则成为了中国工农红军战斗力的核心。

27.朱德同志如何保存革命火种

天心圩军人大会是保留八一南昌起义队伍最关键的一次会议。这次会议实际上相当于把最后走到天心圩的800余名军人，做最后的整编。

在天心圩的军人大会上，朱德首先站出来，他在大会上讲，大革命失败了，我们的起义军也失败了，但我们还是要革命的，同志们要革命的跟我走，不革命的可以回家，不勉强。

朱老总当时专门举了一个例子，他说：我们今天革命就像俄国的1905年一样，俄国人1905年革命失败了，1917年他们就成功了，我们今天就是俄国的1905年，我们也有我们的1917年，现在是我们最关键的时刻。朱老总还讲，中国革命现在失败了，但黑暗是暂时的，我们只要保存实力，革命就有办法。

朱老总的信仰像火焰一样点燃了剩下来的干部、战士的信心，坚定了剩下的干部、战士的信仰。

后来陈毅同志讲，朱老总讲了两条纲领：第一，共产主义必然胜利；第二，革命必须自愿。这两条纲领成为后来革命军队政治工作的基础。这800余人就在朱德激情和信心的鼓舞之下最后稳住了，由丧魂落魄者眼中的残兵败将变成了一堆可以燎原的“火种”。

后来，参加井冈山早期斗争的谭震林同志说了句非常深刻的话。他说留在三河坝的那部分力量假如不能保持下来上了井冈山，而井冈山只有秋收暴动那一点力量很难存在下去，因为秋收暴动的主力是湖南的农军和留洋的学生，战斗力不行，军事素质比较差。谭震林同志没有参加八一南昌起义，他在井冈山秋收起义的队伍里。

所以谭震林同志经常讲，八一南昌起义队伍上井冈山之前我们在井冈山都是守势，守住山头就不错了，下山去打这个打不过，打那个也打不过，战斗力非常弱。而八一南昌起义队伍一旦上山，因为带来起义军的队伍，军官大多数是黄埔军校毕业，士兵都是北伐时候铁军的队伍，军事素质好，作战有一套办法，使井冈山战斗力大增。

朱毛会师上井冈山之后，井冈山的队伍战斗力上来了，当大家都万念俱灰的时候，当大家都不信革命能够成功的时候，朱德同志这种信心和信仰，最终发展成为支撑八一南昌起义队伍最关键的力量。

我们可以想象，如果八一南昌起义队伍没有朱老总个人的这种威望，个人的信仰号召，这800余人散掉了，八一南昌起义整个队伍荡然无存，整个成果就没有了，这对中国后来的革命的影响是无法想象的。